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初步查出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98.8亿元，已清还59.9亿元。基于此，国土资源部发布红头文件，明确要求各地农民补偿安置费要减少发放环节，直付给农民个人，这不仅能扭转截留和挪用问题，也能保障农民能够足额拿到这笔钱。
不过，笔者觉得，国家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征地补偿费及时发放农民手中，只是破解了征地一个矛盾点。事实上，农民与征地人员“以死抗争”，大多是因为补偿金额过低而产生的。无论是震惊全国唐福珍自焚案，还是最近发生的武汉农民自学“阿凡达”，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搭了个“炮楼”，自制火炮两次打退拆迁队，都是在补偿金额上与政府产生较大分歧。以日前刚刚和解的“武汉农民土炮抗拆案”为例，拆迁方每亩鱼塘只给2480元的补偿，而农民杨友德认为根据文件每亩应给4.68万元的补偿，双方诉求之间的差距达20倍之多。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想顺利完成征地和拆迁几近不可能。
要想解决目前土地补偿中补偿过低这个最大矛盾点，我想，仅靠一纸补偿费直补农民的文件，还远远不够。笔者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讲，破解征地农民利益受损的根本办法不是那些表面上的东西，而是要需要深层次上做足文章，即提高农民特别是征地农民的博弈能力。
工人阶层由于拥有比较完善的工会、协会等组织，其博弈能力有远远胜于人口数量巨大但是组织涣散如一盘散沙的农民阶层。所以，利益受到最大剥夺的又恰恰是人口数量最大的农民兄弟。博弈能力的弱小，话语权太弱，从根本上导致了土地征收过程补偿金额过低现象的屡屡产生。
一个社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博弈，其博弈能力与诸多方面相关，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一般而言，社会阶层的博弈能力与其组织化程度成正比，也既是说提高它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增强博弈能力。那么要增强农民博弈能力，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著名学者于建嵘说：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不是旨在对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组织。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顺着于先生的思路，我们不妨建立类似于工会的“征地农民会”，让这些农民组织起来，这不但能大大提高博弈能力，更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