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这个《劳动合同法》是一个坏的法律，就目前的阶段而言，这是应运而生的法律，但我认为从效果上它可能是恶的。因为它只给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利进行了保护，而没有配套的给员工和劳动者这种武器，组织工会来进行真正的博弈对抗。这种《劳动合同法》立法的特征，都是以一种国家权利保护者的姿态来保护劳动者本身的能力，谈判的能力进行一次矮化。我们始终就没有这个能力，让员工和市场，和资本产生真正的一种良性的互动。为什么华为、包括其它一些情况会出现？我认为这跟改革开放30年的的过程有关。改革开放这30年，我认为头15年是所谓放权让利，执政党在放权让利，但是后15年是在捉大放小。它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的制度，实际上放过了真正的垄断企业，而把这些成本转嫁到中小企业及新兴的中层资本家的身上，然后从他们身上吸血，从新兴的中层吸血来去浇灭低层劳动者的怒火，劳动环境的怒火。而所有的这些法律都只充实了国家这种负权的部分，而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劳动者本身的对抗的能力。”
“那么我们说这部法律是不是有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有意义。但是在这个阶段出现，而不给它配套的制度，我认为它只能成为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恶法，只能带给劳动者更多的害处，而不是更多的益处，这些所谓的益处其实都是想像的。比如刚才郭军先生谈的，强资本弱劳动，但是即使有了《劳动合同法》， 你跟老板谈工资，还是单独去谈，我们还是强资本弱劳动，你怎么跟它去对抗？没有这个能力，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可以有这种保护，但是真正有了吗？没有。”
“还有一点，现在讲劳动力供求关系，似乎有一种苗头，就是劳动力短缺。实际上，在中国几十年之内都没有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依然还是资本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不觉得目前的这种法律，能够在真正保护这种劳动者的权利。”
“所以我认为有两点，第一，《劳动法》或者是《劳动合同法》的作用就是像刚才王一江老师和左祥琦老师说的，保障个人的权利，工人的个人权利与他的人身安全。第二是完善工会法，让工人，让劳动者真正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能够形成一股力量与资本进行博弈和对抗，然后获得一个最好的结果。其他的通过提高门槛这种方式来保证工人的权益的，我不认为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原题：《劳动合同法》不是一部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