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卿教授曾任商务部条法司司长，自1988年起任中国政府GATT/WTO谈判代表团成员，负责司法审查、反倾销、知识产权、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谈判，曾主持中美、中欧知识产权谈判，主持领导和组织了入世后与中国有关的贸易争端的工作。同时，他也是第一位由中国政府派任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成员，排名第一的WTO专家组成员。
现在，身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的张玉卿，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北京张玉卿律师事务所，过去曾在谈判场上与其针锋相对的美国政府官员，有些已成为企业家，成为张玉卿的座上客。张玉卿说，现在外国人向他咨询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投资，尤其是在中国西部投资。
“10年前，许多中国人还不知道反倾销是什么。”张玉卿一提起反倾销，眉目间便逸出兴奋的神采。“中国人面对反倾销，研究反倾销直到现在运用反倾销方式保护自身的产业权利，都是从应诉开始的。那时，当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外国人运用反倾销武器对抗中国产品的渗透时，许多中国人还不理解，为什么产品卖得便宜外国人还不买帐，难道他们不想买便宜的东西吗?”“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中国遭遇的第一宗反倾销案的具体细节。但是，多年前，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研究反倾销，那么，中国的产业将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受到影响。于是，当时的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制定了应诉的‘24条’，现在从国家的商务部到地方的外经贸厅体系都建立了公平贸易局，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应对反倾销等贸易争端事宜。”
张玉卿说，现在，中国已成为遭受反倾销的发展中大国，也是被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WTO成员，从1979年至2006年4月，仅仅是遭受欧盟的反倾销调查，涉案产业的金额就高达482676万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的430694万美元还高!中国产业在外频频遭遇反倾销，也促进了国内相关法律服务市场的壮大，“现在靠反倾销吃饭的律师所，北京就有10多家，上海和广州也有几家。”
张玉卿说，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反倾销并不合理，从法律上看，反倾销理论的基础也有不妥当的一面，然而，正是这种存在许多矛盾的反倾销法律，客观上却形成了一种制度，由于它的实用性特别强，因此经常变化。“我早年在美国学习研究时接触到的许多反倾销实施细节，现在已经明显变化了。”
“10多年前，在美国学院里就有两大理论派别在争论反倾销，倾销是天天都在反(反倾销的案件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但是从经济学原理上说，却反不了，曾经有人提议用反托拉斯法来代替反倾销法，但仔细研究后却发现，两部法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张玉卿透露，当年，中国人在进行WTO谈判时，非常担心关税会成为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因为关税有两个功能，一是控制进口，二是给政府增收。但是，才搁了不到10年，关税已不再是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其实，从近几年WTO制定的规则看，大多数都是限制成员国采用非关税壁垒的，但是，反倾销的案件却在不断增加。
张玉卿说，反倾销的基础应该是商品价格，但是，以美国为例，美国有5种确定倾销的方法，其中只有一种与价格歧视有关，曾有专门研究反倾销的美国学者表示，10个实际案例中，只有2个符合价格歧视的判断方法。
同时，从实施反倾销的实际情况看，并没有起到救济和帮助企业的作用。因为，一个企业的亏损不仅仅是因为竞争者的价格。“因此，从某种角度看，反倾销滥用是正常现象，那是一种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
“10年前，有反倾销立法并真正使用过反倾销手段的国家才40多个，1985年前，发展中国家从未使用过反倾销的措施。但是，到今天，WTO有149个成员国制定了反倾销的法律。”张玉卿说，我国企业在赴境外投资时，反倾销法律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环。
由于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集中在纺织、轻工等方面，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诸如衣服、袜子之类低附加值的产品并非不可替代，因此，被当地同业提起反倾销的案例也在不断增加。欧盟、美国固然是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南非、印度、土耳其等与中国相类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的案例却在急剧增加，成为这几年值得关注的现象。”例如印度，就仅次于欧盟和美国，对中国提起了91宗反倾销诉讼，涉及金额71318万美元。阿根廷排在第4位，对我国提起了46宗诉讼，涉及金额102448万美元，土耳其排在第6位，提起38宗，涉及31755万美元，南非与土耳其只有2宗之差，排在第7位。
相比之下，为工业7国之一的加拿大，20多年只对中国产品提起过24宗反倾销诉讼，涉及21030万美元。
张玉卿说，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产品价格低。同时，由于中国的企业不团结，因此给外国人的影响就是“打中国的案子必赢”，“对于许多盈利本已十分微薄的中国企业而言，失去一个国家的市场并不太重要，大不了转行就是。”有人问，中国为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他们为什么不感激?对此，张玉卿分析，实际上，真正欢迎中国产品的是外国进口商，而不是老百姓，因为中国产品卖得越便宜，进口商越能赚大钱。
10多年前，纺织业在美国、欧盟等地已成为夕阳产业，中国人把这些产业接过来，现在应该考虑是否转移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逐年上升，这意味着过去依靠劳动力与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优势正在逐渐缩小，中国的产业应该转向附加值较高的产业。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只有20%的产品拥有自己的品牌。“我国是电脑制造大国，但核心的软件几乎都是外国的。我国生产了世界大部分的高级时装，但有几个品牌是自己的。当中国的劳动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再具有优势的时候，如果外资撤离，中国人手上有什么呢?”
“许多国家反倾销的目标正对着中国的低价值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能改变衣服加鞋子的状况，反倾销就不会消失。”
去年，中国的彩电、纺织品遭受欧美反倾销，令许多中国制造企业萌生了赴外投资的念头。今年广交会前后，多国经贸代表团访问广东，也想鼓励中国企业去当地投资。但是，张玉卿提醒，这种规避欧盟或美国贸易配额“壁垒”的做法，未必便能成功，因为早在20年前，欧盟便有专门处理这类事件的案例。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反规避的立法，潜台词主要针对中国。”
因此，中国企业如果要以规避的方式维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应该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注意各国反规避的具体要求，二是注意原产地规则。
张玉卿教授说，近几年，欧美出现了一些反倾销的新方式，其中最富争议的是“归零”(Zeroing)和捆绑税率(Combinationrates)，前者已被WTO裁定为“非法”。但是，在一些国家的潜规则或计算方法中，有时也会出现，因此，中国企业应诉时须谨慎对待。
归零是在典型的反倾销调查过程中，美国商务部计算得出一种在美国销售的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然后将得出的价格与该产品的正常价格进行比较。正常价格高于美国价格时，差额即是倾销的金额。但当美国价格高于正常价格时，差额按零计算，而不是按得出的负值计算，这即是所谓的“归零”。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归零”的做法将负的倾销幅度排除在外，在倾销行为存在时又会抬高倾销幅度，由此产生对被诉方的不公平。
而捆绑税率也是美国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单独税率做法，即一个出口商及在调查期间内向其供货的所有生产商只确定一个税率。
未被调查的企业如申请单独税率，由原来回答A卷改为一套申请程序，企业需要按照要求填写完整的申请表格，主要原因是应诉企业太多，美国商务部的调查力量有限。
反倾销税改为生产商—出口商组合税率，防止一些企业通过低税率的企业出口，规避反倾销税。生产商若无直接出口，仍不需要直接参加应诉。
泪尽
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