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说：“那由最大多数人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我们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我们共享阳光、空气和水，但是有多少人关心过阳光、空气和水呢？
黄浦江被污染、淀山湖被污染，我们有多少人关心过她们？
渤海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事故，渤海被污染，我们又有多少人关心过渤海？
为什么，我们赖以生存的国土，被破坏了，我们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呢？为什么渤海被污染了，我们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呢？———因为“公地悲剧”。
什么是“公地悲剧”？爱迪生创办的美国《科学》杂志，与英国的《自然》杂志一样，是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发表论文的地方。美国学者哈定（Garrit Ha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把它译成《公地悲剧》，武汉大学的朱志方教授把它译成《大锅饭悲剧》，这个译名更加形象，更加易于被中国人接受和理解。
哈定在文中构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在同一块公共草场上放牧。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作为个体的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而多养一只羊的收益却全归他一个人所有。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并行为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也就是说，公共资源、公共利益没有人关心，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都会去损害公共利益，最终导致公共资源、公共利益的崩溃，每一个个人也都失去了最终的利益。所以，“大锅饭”在中国搞不下去了，走到头了，已经把国计民生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必须“拨乱反正”。
渤海，是中国人的公共资源，是我们的公共利益，现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地关心她。因为，我们都还在吃着“大锅饭”！
但是，渤海是我们公共的“草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权利，如果我们都不主张自己的权利，都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总有一天，渤海会成为“死海”！总有一天，我们也都会失去生存的家园！
所以，德国法学家耶林，一百多年前就在呐喊，就在告诫我们，要“为权利而斗争！”无论是自然的权利，还是法律上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险，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耶林提醒我们，不要安稳地沉浸于所谓的“自生自发演进秩序”的幻景之中，而要靠斗争去争取权利，去呼唤法律。在一个迷雾般的恐惧氛围中，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斗争的行列，才是拯救自己、从而也拯救他人的唯一途径。为权利而斗争，不仅是每一位市民的权利，同时也是每一位市民的义务！
就渤海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而言，提出“公益诉讼”，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尤其当我们不仅是中国的普通公民，我们还是律师，尤其是作为上海律师协会环境资源委员会的律师，我们更应该关心渤海，关心公益。提出或者准备代理“公益诉讼”，更加是我们的义务！
按照罗马法的观点，公益诉讼就是“原告代表社会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提起的诉讼”。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益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因而是与起诉人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所谓“没有直接损害”一语，在这里要作狭义的解释，只是指没有“直接损害”。当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最终是要损害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是无数个人利益的聚合，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着天然的联系。
公益诉讼在中国还是比较新鲜的事物。新中国建国以后的第一例“公益诉讼”，多数人认为是1996年1月4日“丘建东诉龙岩市邮电局双倍返还1.2元电话费纠纷案”。也有人认为是1997年7月1日“方城县人民检察院诉方城县工商管理局、汤某低价转让国有资产合同无效纠纷案”。这两个典型的案例，共同启动了中国“公益诉讼”进程，一个代表着个人向垄断企业的宣战，一个代表着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公共利益的关注。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公益诉讼”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发展。
渤海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已经有11家环境保护组织，拟提起“公益诉讼”。它们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文自然求知社、自然之友、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南京绿石、绿色汉江、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绿色流域、上海健康消费采购团、天津绿色之友、安徽绿满江淮环境发展中心。它们都在分别或者共同联合着做一些提起“公益诉讼”的前期准备。而本文将从律师实务的角度，对此作些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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