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听说我要去深圳，到北京来劝我，说:“你疯了么，那个地方地图上就是一个小圈，电影里看就是特务横行的地方，到一个小渔村干什么?”我告诉她，我心目中这个地方可能是革命圣地延安，共产党要举一个改革开放的旗子，砸锅卖铁也一定会把它立起来，所以要早去“延安”。
考虑了十几天后我就决定去深圳，而且放弃北京户口，义无反顾落户深圳，当了“西部牛仔”，当时很多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决定去深圳还有经济上的吸引力，我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资是每月57块钱，人家告诉我到深圳后140块，我一听翻了一番，很高兴。没想到后来到了深圳，一下火车买了个盒饭要2毛钱，北京才8分钱，所以当时我心疼坏了，觉得这个地方东西太贵。
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过了广州后，一路上感觉都很荒凉，路两边没有房子，只有些小村庄，而且越往深圳走越荒凉，下了火车后就看到一个大工地，来到深圳后就见到两栋大楼，这和我想象中的落差很大。
我是和谷牧副总理的儿子坐一趟火车来深圳的，当晚住在七支队招待所。我俩晚上没事就到一个农民房的窗边，站在那看香港电视剧，之前从来没看过，很好奇。
中国的律师是断代的，我们是第一代律师，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必须自己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很羡慕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有老师教，而且实习两年再做医生。
第二天我到司法局报到，他们给了我一个律师执照，当时是不用考的。后来我被派到对外律师事务所工作。我接的第一个案子是美孚石油案。美孚石油公司在深圳投资的一个加油站跟中方发生矛盾，我到仲裁委给他们仲裁。仲裁委当时是一个两层的农民楼，门口挂着个木头牌子，写着“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专程赶到深圳来的美孚石油的老板看了半天，开玩笑说:“这是仲裁委员会么，它仲裁有效率吗?”
那时候法院在地王大厦后面的一个8米多高的山坡上，有两排平房，开庭时里面不够用，就摆张八仙桌在门口开庭。
我们当时8个人住在通心岭的一套两房一厅，我和两个男生躺在客厅，没有电扇、空调，上厕所、冲凉都要排队，如果在北京，至少有个单间，而且还能经常出入中南海参与最高立法活动。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也没有心理反差，因为很快就被热情弥补了。当时全国各地来深圳的人干劲都很高。
深圳对外律师事务所是在1983年10月1日成立的，当时只有5个律师。
当时我们没有做律师的经验，不知道怎么干，像个晕头鸭似的。中国的律师是断代的，我们是第一代律师，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必须自己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很羡慕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有老师教，而且实习两年再做医生。
因为不知道怎么做律师，还闹了一些笑话。当时有个律师辩护的时候，他先把公诉词念了一遍，还说，“公诉人的意见我都同意”，然后再辩论、反驳。你都同意人家意见了还怎么反驳?当时有个香港记者来听庭，他就把这事登报了，大标题为《中国律师是第二公诉人》，报道出来后引起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人们会说中国律师连自己的地位都搞不清楚。
经贸律师事务所成立不到1年，我们就赚了57万元，每人分了好几万元，特别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