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的证据，向E女士打电话索要财物的可能是F，A并未向上海打电话索要财物。
D2002年3月15日证言：“开始他们向我要钱要的是50万美金，后来他们要25万美金，……今天他们又要我先给他们12万5千美金，就放了我。” D2002年3月25日证言：“刚开始要50万美金，后要25万美金，最后说好要15万美金。”辩护人认为，D的证言本身就是矛盾的，加之D与A之间存在经济纠纷，而D本人并不是一个诚信的商人(其带走了非常重要的公司业务资料、离开公司后又去联系公司已经联系的业务)，故D的证言的可靠性值得疑问。
根据B在预审中的证言，A要求D偿还25万元，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不清楚。在庭审中，B非常肯定地说是25万元人民币，是听F说的;C非常肯定地说是20万元人民币，也是听F说的。C还反复强调，在一审检察院提审时，他就向检察院反映他听F讲是20万元人民币，不是美元。C的证言是比较可信的，A要求D偿还的数额应为25万元，在不能证明是美元的情况下，只能认定为是人民币。
基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A既没有绑架勒赎的预谋，也没有实施绑架勒赎的行为。一审判决的全部证据均不能证明绑架罪的犯罪构成。如果认定A犯了绑架罪，从法律上必须论证以下三点：(1)A本人具有绑架勒赎的主观故意;(2)A与D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3)A本人向D勒索钱财。如前所述，关于第一点，根本没有证据：关于第二点，恰恰有十分充足的证明俩人存在经济纠纷的证据;关于第三点，相关证据非常矛盾、有漏洞，且缺少关键证人(F)的证言，不足以证明。
二、在本案中如何具体区别认定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
正如辩护人所言，在本案中，A与D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A才向D要求返还和赔偿，并要求D承诺具体数额;同时，B口供证明其曾三次去D的公司替A要债。(B2002年3月15日供词：“A让我去找D要钱，我到D公司一共去过三次。” B2002年3月16日供词：“D欠A的钱，让我去找D要钱，我一共去过三次。” B2002年3月16日供词：“问：你去找D要过钱吗?答：去了，我一共去过三次。”)A让B向D要债的行为进一步佐证了A与D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
D在证言中讲，在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路上A上车向他索要欠款，显然，索要债务才是A事先准备与D谈的内容。A事先并未定多少钱，A也并不能明确确定D应返还、赔偿他多少钱，所以才一直跟D商量具体的数额。从本案现有的证据应认定A本人向D索还的钱数并没有超过辩护人前述的D应返还和赔偿的数额。
2.怎样看待索要的数额与合法债务之间存在的出入。
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A向D索还的数额和D欠A的欠款数额是大体相当的，A索要的数额并未超过D欠A的欠款数额。
当居者的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