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对于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的情况如何处罚，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符合单位犯罪形式要件(如集体决议、非法利益归属单位等)的，因单位不能构成该罪名的犯罪，不能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能对其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否则便是对单位犯罪处罚的泛化。2、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虽然不能对犯罪单位进行处罚，但仍应对相关直接责任人以其涉嫌的普通自然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在 2002年8月13日在《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我们不难看出，该司法批复所贯彻的法律精神就是“对于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的，虽然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但可以追究相关直接人的刑事责任”。但学界对于该批复存在不少不同意见，如有人就认为：“这个司法解释将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自然人犯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违反了刑法总则的规定尚且不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在哪一档次量刑就是一个问题。”〔1〕
再次，正确认识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处罚问题应当对单位犯罪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全面把握。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单位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构成。对此，理论界和实践中有不少人认为：“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某一罪名的犯罪主体，那么既不能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按该罪名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否则有违罪行法定原则”;有人还以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的“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来论证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能成立。在刑法没有规定某一代表单位意志实施的犯罪构成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该行为实质上就是某一自然人或某几个自然人代表单位意志实施的普通自然人犯罪，其与一般情形下自然人犯罪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其犯罪的动机(即为谁谋取利益)不同，而在犯罪的构成要件上并无二样，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观点，犯罪动机显然不属于影响犯罪是否构成的要件，至多只对该犯罪的量刑有所影响，“代表单位意志”不能成为阻却自然人犯罪构成的要件。如果认为所有的自然人以单位为形式要件实施的犯罪法律没有规定就不对实施犯罪的自然人进行处罚，显然是一种无罪推定的滥用，也是对单位犯罪立法本意和犯罪构成理论的曲解。需要指出的是，某一司法批复或解释对特定单位行为(如贷款诈骗)处罚上作出的法律适用规定，仍然是立法者在追究其相关自然人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法律适用方案，而不是对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所谓的“无罪推定”。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即使本案中吴某确是代表其所在的钢材公司伙同王某实施了职务侵占行为，虽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实施主体，但仍可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吴某的刑事责任。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适用有关问题的解释》
〔4〕《单位犯罪的认定与处罚》(上)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2004年8月30日
U633687664
U582679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