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不可否认，我国的缓刑制度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打击刑事犯罪、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客观需要，我国的缓刑制度其本身内在的规定多有不妥之处，在审判实践中存在诸多矛盾缺乏统一标准，可操作性差，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1 .刑罚是国家为惩罚犯罪而创制的，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对犯罪分子适用的强制方法。刑罚是犯罪的法律结果，一经作出就必须执行，只是执行的方法可有所不同而已。缓刑制度的本来目的应该是缓执行刑罚，而不应当是不执行刑罚。但我国现行缓刑制度规定在缓刑考验期内，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没有重新犯罪，或者没有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被判决，或者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的，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该规定与刑罚的本质及其强制性不相容。
2 .对罪犯的刑罚由人民法院作出，公安机关作为刑罚的执行机关，依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执行通知书，对罪犯执行刑罚，非经法定的程序，无权改变刑罚的内容。应此，对缓刑犯，公安机关应该只是监管考察机关，对缓刑犯考验期满后是否执行原判刑罚，应该由有权作出刑罚处罚决定的机关即人民法院决定，不应由公安机关作出决定。但根据我国现行缓刑制度，是由公安机关决定“原判刑罚不再执行”。
3.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但“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赃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刑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4.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机关设置不合理，监管考察没有衡量标准，监管考察程序无章可循，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对缓刑犯的监管流于形式，甚至监管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