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微观层面切入，把农村流出妇女的职业发展与她们个人的流动经历和就业能力联系起来。例如，流入城市的时间越长，农村妇女在增强城市生存意识的同时，也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网络，她们借助这些社会网络以及其他公共或商业渠道，了解、适应以至最后进入城市劳动就业市场，从而为自己流动后的职业发展发现甚至创造更多的机会。又如与就业能力相关的年龄、教育水平和流出前的就业经历等个人背景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妇女流出后的职业发展水平。农村妇女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农林牧副渔业的从业经验、甚至较低的普通话语言能力都可能给自己流入城市后的劳动就业带来困难和障碍。
其次，前人研究还比较少在不同的家庭关系中分析流动妇女户外就业的意愿和具体的工作选择。我国妇女的市场就业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个人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它还是一种家庭的选择，配偶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孩子生育数量及其年龄分布都可能成为女性就业选择时的参考变数，对于已婚农村流出妇女来讲，婚姻家庭因素的作用尤其重要。当丈夫的经济收入比较充足，而身边的孩子又比较小需要照顾时，她们就有很大的可能或继续不工作或放弃原来的职业而专事家务劳动。所以，要想对已婚农村流出妇女在城市的职业发展做出较为恰当的解释，还必须把相关的家庭背景，特别是丈夫的个人因素，引入到我们的理论思考中。
最后，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我国妇女劳动就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整体变动，较少从动态的角度跟踪和考察每一个妇女的职业发展轨迹。但对农村流出妇女而言，流出后的职业发展状态与流出前的劳动就业状况对比分析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重点，它将帮助我们了解农村妇女在家庭城乡流动中的劳动就业变化的全过程及其主要特征，估计和分析城乡流动对农村妇女的劳动就业和职业发展的实际意义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指导我们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城乡流动对农村妇女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根据以上综述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影响进城流动妇女职业发展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三组变量：一是用在外流动时间表示的流动经历，二是包括年龄和文化程度在内的农村妇女的社会和自然特质，三是由丈夫的文化程度和目前的收入、结婚年数和生育孩子数等变量组成的家庭关系。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是：
1)流动妇女在外流动时间与其职业发展呈正比。流动妇女在流入城市居住的时间越长，获取的就业信息就越多，积累的城市从业经验也越丰富，找到工作或从事更好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2)流动妇女的年龄与其职业发展呈负相关，文化程度与其职业发展呈正相关。流动妇女的年龄越大，在城市找到工作或从事更好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反，教育水平越高，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就越多，对相关工作的技能适应就越强，找到工作或从事更好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3)流动妇女配偶的文化程度与其职业发展呈正相关，配偶的收入与其职业发展呈负相关。流动妇女配偶的文化水平越高，越支持和帮助妻子户外从业，流动妇女找到工作或从事更好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流动妇女配偶的收入越高，养家的能力就越强，在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情况下，流动妇女户外就业或从事更好工作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4)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与生育孩子数呈负相关，与结婚年数呈正相关。生育的孩子越多，耗费在生育和照顾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就越不利于其职业发展；相反，结婚年数越长，孩子的年龄就越大，孩子日常照顾的需要也相对减少，然而由于教育投资的增加，家庭的开支也就越大，女性就不得不利用一切机会寻找工作和积累工作经验，结果找到工作或从事更好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