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得到正式答复的蒋被激怒了，他聘请了衡阳市天戈律师事务所罗秋林律师，准备对此事起诉。这位律师曾经帮他打过行政官司，并赢回了村主任的乌纱帽。
律师的调查结论是，常宁市财政局2005年购买的两台车价值近40万元，而且这两台车超出了科级干部配车标准。并且，他从衡阳市车辆管理所得知，常宁市财政局一共有5台车，而财政局的车辆编制只有4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4月3日，蒋石林来到了法院。当天下午，常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签收了诉状。法官告诉他，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他们会在收到诉状后的7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
常宁市财政局是否在2005年违规购买了这两台小车呢？记者在财政局和法院的大院里，看到了两台被控违规购买的别克和蒙迪欧小车。颇新的车身证实其“服役”期确实不长。
常宁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邓桂平介绍说，在2005年常宁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市本级财政预算中，市财政局的预算经费是62万元，其中包括两万元的教育经费，里面没有购买车辆的项目。
“要是有安排，应该会细化到具体项目的。”他补充说，市财政局如果添置了车辆，也有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添置的，比如上一级财政部门或其他部门拨下来的车辆。“市财政局目前核定的车辆编制是4辆。”邓桂平说，如果超过编制购买是不允许的，但是具体情况他不太清楚。
在常宁市财政局办公室，记者见到该局局长周年贵。他承认添置了两台小车，但没有违规，理由是此事得到了常宁市委同意。其中的一台，是上级部门给予的奖励。
关于车辆超出核定编制的问题，周解释说，局里有一台桑塔纳车已经老化，上个月卖给了下面的乡镇。记者问是否已过户时，他说，因乡政府不愿意过户，所以还没有办理。
而据律师提供的证据，常宁市财政局有5台小车，分别是一台蒙迪欧，一台别克，一台猎豹，两台桑塔纳。蒙迪欧、别克的初次登记日期分别是2005年7月和5月。这两台车中，一台是通过政府采购购买的，一台未经过政府采购。
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认为：蒋的这种起诉应该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该局没有违规购车。他反问，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
他同时质疑，原告蒋时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
当记者告诉他，蒋时林在取消农业税之前每年都缴农业税，去年和今年也缴过劳务税等其他的税之后，他再次提出疑问：“他缴的税到底够不够买一台车，够不够发工资呢？”
在当地，蒋石林的行为令人费解。但记者了解到的一个背景是，1999年，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第一次海选，全村近500张选票中有404张投向了蒋石林。
当选为该村第一任“海选”主任后不到两年，由于他“擅自”减少税收额等行为，蒋被镇党委、政府罢免了村委会主任职务。
在多次找上级政府要求纠正镇党委、政府这一违法行为而无效果的情况下，他一纸诉讼将镇党委、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镇党委、政府的决定，蒋得以复职。（本报1版曾两次报道此事）
另一个事实是，作为被告的常宁市财政局，两三年前，其干部职工在该市一家宾馆用餐，签下200多份欠账单，欠下数万元费用一直不还，导致宾馆负责人采取了扣押该局车辆的手段，并引发纠纷。此事最后在湖南省委领导的关注下得以解决。（本报去年2月特别报道版刊发）
但蒋此次破天荒的诉讼，成了当地干部群众饭后的谈资。
一位常宁市政府的干部说，蒋时林的做法纯属“多管闲事”，因为这些事情有人大监督，有党委、政府部门管理，有纪检、司法部门查处，还需要一个普通公民来直接“叫板”吗？
也有人认为，这种较真虽然比较突兀，但政府部门应有面对来自纳税人个体监督的正确心态。“这些钱，难道就没有纳税人的血汗在里面吗？所以多对他们监督是有必要的。
常宁市人大常委会一些干部的态度则颇为开明。“这说明我们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提高了，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常宁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邓桂平说。
他说，纳税人对税款的使用应该有知情权，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用去干什么了，应该有个了解。他认为起诉也是一种合理的要求。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罗万里认为，本案的意义非常重大。他说，此案中“纳税人”的概念，可以引申为“公民”的概念，因为《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但是，这项权利目前没有具体的司法程序来支持，公民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实现，只能依靠人大、政府以及党委、纪委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内部督查和查处等公权力来监管。
“这是制度的一种缺失。”罗万里认为，此案说明公民对行使国家当家做主权利的要求已越来越高，它让现行的行政诉讼受案制度、行政审判权法定范围受到了挑战，说明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要求日益迫切。这对于及时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报常宁4月4日电
编后：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指出，2004年，全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这么庞大的公车消费开支，显然远远超出了根据工作需要和级别配备公务车辆的规定。那么，如此多的超标车，是如何一辆辆得到批准或默许的呢？发生在湖南常宁的这桩“民告官”诉讼，触动了这一不正常现象的冰山一角。
在这一案件中，我们的预算执行制度、预算监督制度、行政答复制度、人大监督制度，似乎都失灵了，最后竟要靠普通纳税人通过公益诉讼的途径，才能把监督权落实到位。这又是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