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治原则的出现和私有制社会商品部经济的勃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或者说，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意思自治原则最初主要适用于国际私法领域，用以解决国际、区际民商事交往中如何确定准据法的问题。除了在冲突法意义上确立意思自治原则之外，该原则更在实体法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最先在立法上确立该原则的当属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对缔结该契约的人，有相当于法律之效力。”这条实际上宣示了契约自由原则，即民事主体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创立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有财产或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而不受其他人的干涉。这种契约自由，包括当事人决定是否订立契约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争议解决方式的自由，也包括内容自由和形式自由，不论其内容如何、形式如何，法律概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思。[1]
1900年《德国民法典》创造了抽象的“法律行为”概念，作为“契约”的上位概念，覆盖了所有私法领域的自主行为。由此，契约自由原则逐渐发展成为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的必要性，在于民法以维护个人利益为目标，呈现利益个体化的要求，因此，最好的实现办法应是由利益个体自作安排，此外无更恰当的方法。何况，个人需要、个人尊严也必然要求拒绝外力的强行介入。”[2]正如德国学者海因.科茨指出，“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利。契约自由为一般行为自由的组成部分……”[3]意思自治要求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如个人之自由意思，亦即于私法范围内，法律允许个人自由创设法律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之根本精神，个人之法律关系均可依其自己的意思自由创设。
二、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绝对自由的民法理念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因为过分强调当事人的意志自由会导致经济上的强者假借意思自治来压迫弱者，从而使得社会公正遭受极大破坏，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针对这一问题，很多国家都加强了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宏观调控，政治国家由碌碌无为的“守夜人”角色转化为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调控器”角色。这种“放任主义”向“干预主义”的转变反映在民法上，就是意思自治原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典型的莫过于各国都在民事立法上设置强行性规范来限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将意思自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一)、有关强行规范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影响之立法例比较
西方国家一直都奉行契约自由原则，但是在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或善良风俗时，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一般都保留了将此等法律行为宣布为无效法律行为的权力。
1、 德国
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德国民法将强制性规定与禁止性规定严格区分开来，只对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法律行为给予无效的法律评价，而并没有规定违反其他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另外，第134条并不是径自规定违反法律禁令的法律行为无效，而只是规定，行为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才是无效的。通过这样一个但书的方式将禁止性规定对私法自治的影响减少到了最小。一般认为以下禁止性规定并不导致法律行为无效：
首先，如果“禁令只是针对一方当事人，而不同时针对另外一方当事人，只有在‘容受通过法律行为所作出的法律上的规定并且是该规定存续下去，将与法律禁令的意义和宗旨相违背’时，才会使行为无效。”[4]例如，如果一名税务顾问以营业性中介人的身份从事活动，那么，他所订立的中介合同并不因《税务咨询法》第57条第4款禁止税务顾问从事任何形式的营业性活动而无效。因为，这一禁令仅仅是针对税务顾问的，而并非也针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德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禁令只是为了“提高税务顾问的职业地位”，并避免使税务顾问卷入某些冲突中去，而将这一法律行为认定为有效并不与此宗旨相违背。[5]
第二，根据立法目的来确定禁止性规定对法律行为的影响。例如，德国《经济处罚法》禁止高利贷，如果全部宣布无效，则承租人马上就得搬出，对之不利，该法违反了保护承租人之立法目的，因此，对租金部分宣布无效， 而租赁合同仍然有效。
法国民法典开创了契约自由原则的现代民法基本原则之典范，但法国民法没有在契约、婚姻、遗嘱这些具体的私法行为的基础上抽象出“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有关违背禁止规定与公序良俗的问题，主要是在契约法中讨论。该法典第六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之法律。”第1131条规定：“无原因的债、基于错误原因或不法原因的债，不发生任何效力。”第1133条规定：“如原因为法律所禁止，或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时，此种原因为不法的原因”。由此观之，法国民法有关对契约自由的强行法限制基本上遵循的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契约不生效力”之立法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