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是他四年内第三次萌生退意。李文莲也努力地进行着挽留。
“在这里,我毫无希望。医院没有正气,我决定离开!”
“别人这么运作也许没问题,但是我要做的话,就是一个罪状,别人就可以无限上纲,我是胡卫民!”
“一个人的力量和全国医院作对,你不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你改变不了!”
据胡卫民事后回忆,那是一次气氛不错的交谈,近两个小时。期间,李文莲少有地,起身给他添了几次茶水。
这样的交谈有过很多次。从内心里,李文莲真诚地希望这个执拗的“为民医生”明白,自己并非不支持他,只是腐败并非一家医院的问题,长期积累的矛盾也不是一两个人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胡卫民告诉《望东方周刊》,在和医院院长、书记提出辞职的谈话中,他几度流泪。
他最终痛下决心辞职,是因为医院里的一名主任被提为副院长,“他的科室给患者开药不按规定,什么药贵用什么。 ”
“我想开一个社区卫生所,自主经营。”在谈及辞职后的打算时,胡卫民告诉《望东方周刊》。
其实早在2004年和2006年,他就两次提出辞职。
一次,是患者写联名信挽留了他,另一次,是当时的娄底市委书记找他谈了话。
胡卫民最终都留了下来,他发现,作为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公众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并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
但这一次,胡卫民去意已决,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现行的医疗体制”。
“医疗黑幕,好像一层纸,捅进去却是铜墙铁壁!”胡卫民说,24年来,他坚持医疗揭黑的代价是:领导的打击、同事的排挤、妻离子散、高强度的工作和低收入的窘境。
在给湖南省领导的信中,他大声诘问:“24年来,我坚持着医者的尊严与操守,但我的路为何越走越艰难?”
胡卫民家里,挂着一幅水墨画:一丛竹子,在急风暴雨中摇曳。他目前的身份是娄底中心医院健康检测中心主任,正科级。
较之四年前,因被院方调往工会而愤然辞职的窘境,胡卫民如今的事业,似乎一片光明。但这一切,却并没有让胡卫民乐观。
胡卫民每月工资加上奖金,总共2300元,其中奖金只有200多元。胡卫民是两个部门的负责人,承担着全院最大的门诊量。
而他的同事们,却拿着让他望尘莫及的高薪,“再普通的医生,每月奖金都有上千元,如果虚开的提成药多的话甚至上万。”
这让他感到很不公平,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奖金是与经济创收挂钩。比如,他治高血压用氢卡阿尼,一个月患者的开销也就10块钱,但治疗同样的疾病,他的同事可以轻松开出几百元的高额药方。
“开单提成”的潜规则,使得这位“拒绝回扣和红包”的医生的“业绩”,名落孙山。
“20年前,患者对医生表示感谢,也仅仅是一包糖,几个鸡蛋而已。”胡卫民说,“现在医患关系恶化,很大程度上与医疗市场化有关。”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病到解放前。”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医生开单提成、拿红包、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现象泛滥,患者对医生有敌对情绪,甚至出现了“病人带着录音笔看病,医生戴着钢盔上班”的怪现象。
与200多元奖金形成对照的,是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
四年前,媒体高密度报道胡卫民后,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胡卫民负责两个部门,一个是高血压防治中心,一个是健康检测中心,但没有一个有处方权的临床医生帮忙。
此外,他还是卫生部的高级培训讲师,要定期赴外地举行医学讲座,承担了四项心血管病防治研究课题。
每天晚上,回到空无一人的家,胡卫民习惯在沙发上休息会儿,看会儿电视,然后洗澡、上网。这几乎成为了一个程序,他是几家医疗网站的负责人,每晚要上网回答病友提问,并写两页博客。
父母双亡、妻儿离去,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排遣寂寞。
有时候,刚睡下就会有患者打来电话询问病情,他只好耷拉者眼皮听对方说话,打起精神回答问题,“我不习惯拒绝病人。”
他希望有一个助手,曾经将这个要求连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向院方汇报,请求支援,却一直未果。
“我现在非常担心,脑子里的那根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断了。”胡卫民说,他曾经的理想是做一名既做医疗,又做预防,而且还做科普的医生。
但当他实现了这个目标后才发现,理想背后的责任是如此沉重,让他无法支撑,“我现在的状态,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