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是他四年内第三次萌生退意。李文莲也努力地进行着挽留。
“在这里，我毫无希望。医院没有正气，我决定离开！”
“别人这么运作也许没问题，但是我要做的话，就是一个罪状，别人就可以无限上纲，我是胡卫民！”
“一个人的力量和全国医院作对，你不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你改变不了！”
据胡卫民事后回忆，那是一次气氛不错的交谈，近两个小时。期间，李文莲少有地，起身给他添了几次茶水。
这样的交谈有过很多次。从内心里，李文莲真诚地希望这个执拗的“为民医生”明白，自己并非不支持他，只是腐败并非一家医院的问题，长期积累的矛盾也不是一两个人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胡卫民告诉《望东方周刊》，在和医院院长、书记提出辞职的谈话中，他几度流泪。
他最终痛下决心辞职，是因为医院里的一名主任被提为副院长，“他的科室给患者开药不按规定，什么药贵用什么。 ”
“我想开一个社区卫生所，自主经营。”在谈及辞职后的打算时，胡卫民告诉《望东方周刊》。
其实早在2004年和2006年，他就两次提出辞职。
一次，是患者写联名信挽留了他，另一次，是当时的娄底市委书记找他谈了话。
胡卫民最终都留了下来，他发现，作为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公众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并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
但这一次，胡卫民去意已决，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现行的医疗体制”。
“医疗黑幕，好像一层纸，捅进去却是铜墙铁壁！”胡卫民说，24年来，他坚持医疗揭黑的代价是：领导的打击、同事的排挤、妻离子散、高强度的工作和低收入的窘境。
在给湖南省领导的信中，他大声诘问：“24年来，我坚持着医者的尊严与操守，但我的路为何越走越艰难？”
胡卫民家里，挂着一幅水墨画：一丛竹子，在急风暴雨中摇曳。他目前的身份是娄底中心医院健康检测中心主任，正科级。
较之四年前，因被院方调往工会而愤然辞职的窘境，胡卫民如今的事业，似乎一片光明。但这一切，却并没有让胡卫民乐观。
胡卫民每月工资加上奖金，总共2300元，其中奖金只有200多元。胡卫民是两个部门的负责人，承担着全院最大的门诊量。
而他的同事们，却拿着让他望尘莫及的高薪，“再普通的医生，每月奖金都有上千元，如果虚开的提成药多的话甚至上万。”
这让他感到很不公平，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奖金是与经济创收挂钩。比如，他治高血压用氢卡阿尼，一个月患者的开销也就10块钱，但治疗同样的疾病，他的同事可以轻松开出几百元的高额药方。
“开单提成”的潜规则，使得这位“拒绝回扣和红包”的医生的“业绩”，名落孙山。
“20年前，患者对医生表示感谢，也仅仅是一包糖，几个鸡蛋而已。”胡卫民说，“现在医患关系恶化，很大程度上与医疗市场化有关。”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病到解放前。”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医生开单提成、拿红包、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现象泛滥，患者对医生有敌对情绪，甚至出现了“病人带着录音笔看病，医生戴着钢盔上班”的怪现象。
与200多元奖金形成对照的，是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
四年前，媒体高密度报道胡卫民后，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胡卫民负责两个部门，一个是高血压防治中心，一个是健康检测中心，但没有一个有处方权的临床医生帮忙。
此外，他还是卫生部的高级培训讲师，要定期赴外地举行医学讲座，承担了四项心血管病防治研究课题。
每天晚上，回到空无一人的家，胡卫民习惯在沙发上休息会儿，看会儿电视，然后洗澡、上网。这几乎成为了一个程序，他是几家医疗网站的负责人，每晚要上网回答病友提问，并写两页博客。
父母双亡、妻儿离去，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排遣寂寞。
有时候，刚睡下就会有患者打来电话询问病情，他只好耷拉者眼皮听对方说话，打起精神回答问题，“我不习惯拒绝病人。”
他希望有一个助手，曾经将这个要求连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向院方汇报，请求支援，却一直未果。
“我现在非常担心，脑子里的那根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断了。”胡卫民说，他曾经的理想是做一名既做医疗，又做预防，而且还做科普的医生。
但当他实现了这个目标后才发现，理想背后的责任是如此沉重，让他无法支撑，“我现在的状态，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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