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白衣战士”的现状如何？昨日，记者连线采访了已经退休在家的陈晓兰医生。她告诉记者，等了11年的工资补偿方案终于已经出炉，总计为十余万元。但陈晓兰表示，“补偿我的工资，意味着职能部门已经认可我11年的举报是正确的。可是，那些涉嫌杀人的医院和相关的医护人员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理，在这些‘罪犯’没有绳之以法之前，我将宣布拒绝在工资补偿单上签字！”
陈医生告诉记者，虽然医院已经宣布她退休，但她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她说：“我已经无法讲述某些医院到底有多黑，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专家教授级的医生生病都不敢进医院，由此可想而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SDFA的药品法则里写着一百毫升以上的输液叫大输液。在国外，输液是需要病人签字，家属签字，病理科主任签字，药剂科主任签字。可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输液却成为当今中国医生的首选。医学专家认为，输液产品直接进入人体血液，哪怕将0.05毫米直径的不溶性微粒带入人体后排不掉的，会导致肺肉芽肿和肺栓塞等疾病，杀菌不彻底的药品还会造成中毒甚至死亡。我们的医院哪有动不动就给病人输液的？”
《一个医生的救赎》作者朱晓军接受采访时说“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在跟陈晓兰医生一起作战。医疗反腐不是陈晓兰医生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所有人的事，包括那些不良的医生，你现在宰病人，当你成为病人时也要被宰！”
一是把政府投入不足作为医改不成功的主要原因，片面强调投入；二是将“看病贵、看病难”视为医疗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三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忽视“院长负责制”完善的重要性；四是将“以药养医”视为问题根源，片面主张“医药分开”。
陈晓兰：一直以来 “看病贵、看病难”被认为是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新医改方案中，也将其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 我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既不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至少在医保已经覆盖的城市不是主要问题），也不是导致医患矛盾尖锐化的主要原因。当前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之大、之严重，已经远远超过“看病贵、看病难”的层面。集中体现为“看病怕”的医疗安全问题。
“看病怕”怕什么？最怕医生不负责，也怕吃假药用假器械，怕小病治成大病，怕没病的看成有病，怕看病的钱被医院骗光后被赶出医院。而比“看病怕”更可怕的是，由于绝对的信息不对称，患者身处险境当中而不知害怕。这些年来，就在一般老百姓感觉“看病贵、看病难”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专业人士感触更深的是“看病怕”。而我11年来的举报，也是呼唤社会共同关注这个问题。
广州日报：有专家认为，目前医疗卫生方面的积病是因为政府投入的问题，您怎么看？
陈晓兰：多年来，卫生领域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政府对医院投入偏低导致医改走向迷途。在我看来，总体上政府对医疗的投入对比其他国家是少了，确实应该增加，并且应该向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投入，但这并不是医改远离目标的主要原因。
现在的医院（特别是大型三甲医院）让人感觉并不缺钱。比如上海等大城市一些大医院，一年的各项收入高达十几亿甚至几十亿。
“以物代药”现象出现在医改最初的阶段，持续长达8年。其实质是医院挖企业的墙脚，其结果是导致劳保医疗费用的巨大流失，大量大企业因此被拖累，将近40余年的劳保医疗制度还没有来得及与医保制度衔接上，就基本垮塌了。后来人们常说政府对医院投入不足，可是没人看到，除了政府，企业也曾以劳保医疗形式对医院大量投入，而此投入很大程度上都通过各种“以物代药”形式流进了医院管理者、监管人员的口袋。
通过公开征求意见、修改后的新医改方案有望在明年1月公布。届时，包括医疗保障、基本药物、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在内的五个配套方案也将一起“亮相”。
据悉，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政府统一制定和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统一价格，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
陈晓兰在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理疗科担任医生时，发现医院使用的“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是有问题的器械，于是她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反映问题，设法终止这种治疗仪的使用。
因为陈晓兰毅然揭露“光量子”骗局，因而被所在医院迫使“自动离职”。她下岗后，“光量子”依然“在岗”为“白衣魔鬼”广开财路。而“只有先当受害者，才有资格当举报者”的规矩，又迫使她不得不以柔弱之躯进行药物试验，接受“光量子治疗”。宁肯自身受害，也要拿到证据，她是以生命向腐败冲击的。但一次成功之后，又出现了“光纤针”， 又出现了“静舒氧”……
本书作者不仅充分展现了陈晓兰的勇气和正气，也重点讲述了几个受害者的受害状况以及他们参与告状的经历，还有他们的怨恨，无奈，无助，以及他们在参与告状中的焦虑和恐惧。陈晓兰一次又一次地进京“反映问题”，连SFDA的官员见到她的第一句话都是陈医生你又来反映问题了。几年里她进京都有34次，每一次都涉及到医疗腐败。
如此腐败之网，是很难破除的。因为，它背后有一系列既得利益集团在支撑；因为，它并非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体制和制度问题；陈晓兰是并非“鸡蛋碰石头”，而是“拿石头砸天”。在此，作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掌握着行政大权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SFDA），因为只有权力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主义特别是权力的腐败才会纵容医疗的腐败，才会使医疗腐败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作者朱晓军嘲笑SFDA的官员是“球技精湛的‘足球门卫’，不论什么问题都能挡在球门之外，或把它踢回，或传给他人。”也许稍稍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通过陈晓兰的不懈努力，SFDA部分官员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他们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被“双规”、被撤职。新上任的SFDA领导终于握着陈晓兰的手说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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