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７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
“支架放３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７个纯粹变成卖支架。”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说，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
据了解，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３０００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１．２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６０００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２万元。
一些医生不愿“搭桥”偏爱“支架”，不仅因为支架利润多，还因为医生能拿回扣。齐鲁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１０％至１５％的回扣”。这意味着，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至少能拿到２０００元，“这是支架用量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与支架、瓣膜、钢板等植入性医疗器械类似，抗生素是目前最常被滥用的药品。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陈自平说：“往往不需要打吊瓶的打了吊瓶，不该用的消炎药用了，只需用两天的抗生素，硬给用一周。”
“过量使用抗生素，不但导致细菌耐药，出现‘超级细菌’，还容易引发患者急性肾衰或肝衰竭。”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肾内科主任许冬梅说。
许冬梅大夫在临床上发现大量药物性肾损伤病例。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一位体重３４公斤的未成年患者，只因为感冒，在基层诊所被用２４万单位的“庆大霉素”连续打了３天，引起急性肾小管坏死，结果住院治疗一个多月。“这是体重６０公斤成年人的用药量，再说感冒不需要这么治”。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肖永红等人调查，我国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世卫组织推荐的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为３０%，因为国情等原因，我国卫生部门设置的底线则是６０%。
肿瘤是“过度治疗”的又一重点领域。“病人检查出肿瘤，家属一般会倾尽所有治疗，认为不治对不起病人。一些医生抓住这种心理，拼命用药、用最好的药。”山东日照市一位基层医院院长说，一支化疗药动辄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这种治疗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
重症监护也存在“过度治疗”现象。记者采访发现，一位退休干部因脑溢血成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ＩＣＵ）躺了一年去世，花了１００多万元，一个人把单位全年医药费花光。
“进了ＩＣＵ，没有几十万元出不来。关上门都是给病人用最贵的药和材料。”济南某三甲医院一位主任医师说，像止痛针也用进口的，五六百元一针，而普通的一针仅２元。一根导管国产只要十几元，而用进口的就几十元一根。在ＩＣＵ，一天治疗费用１万多元很正常。”
一些医院的临床病例显示，领导干部、公费医疗及医保病人，更容易成为“过度治疗”的受害者。
为降低医院对药品收入的过度依赖，各地卫生主管部门结合新医改，推出了一些控制性措施。
山东省卫生厅提出，全省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总体平均要控制在４４．６％以下，比以前下降２个百分点。
但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医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授意医生多开大型设备检查，如核磁共振、ＣＴ等等。“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上去了，药品收入占比也就下降了。该降的没降，不该升的反而升了，等于按下葫芦起来瓢。”
“一住院，不管最近是否做过相同的检查，病人所有指标都要重新检查一遍。”山东一位临床医生向记者透露，院内有些科室让病人每天查一次肝功、血常规；还有些医生以“病情需要”为由，多开ＣＴ检查，有的病人甚至每月做一次，“完全不顾ＣＴ检查易造成辐射损害、应严格时间间隔的规定”。
陈自平大夫说，“过度检查”的一个原因是医生经验不丰富，难以判断病情，怕漏诊误诊，所以用设备“大撒网”检查。
“另一个原因是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免责’意识较强，助推了过度检查。”陈自平大夫说，医疗事故纠纷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作为被告人的医生需要自证清白，这使一些医生滥用仪器设备检查。
比如，神经外科手术中，本来手术前后只需做两次脑电波检测，但一些医生每隔几分钟就做一次，目的就是留证据。
“过度检查”的最大推手仍是谋利。近几年，不少医院在发展大旗下，争相购买大型医疗设备，陷入“技术至上”的恶性竞赛。
山东一位主任医师说，一台双源ＣＴ机１０００多万元，一台ＰＥＣＴ机２５００多万元，一台手术用机器人２０００多万元……只要一家医院买，同类医院就会跟风买。“一些省级医院大型医疗器械已超过房产，占到总资产一半。”
最近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发布的国内ＣＴ市场发展报告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ＣＴ销售增长率高达３１．５％。
“现在国家规定基本药物‘零差率’了，从药品上赚不来钱，只能多上设备，多开检查。” 山东日照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坦言，“我们也在申请购买ＣＴ、多普勒、彩超等设备。一次Ｂ超２０元，彩超一次６０元，为什么不淘汰Ｂ超上彩超呢？”
“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池子鱼病了，就是水的问题。”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工会主席于建国说。
记者采访发现，多年来“自收自支、自负盈利”的管理体制，鼓励了公立医院的创收冲动。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公立医院实行以科室为单位的财务核算机制，科室人员的奖金全部从科室收入账上支出。只有多创收，才能多发钱。
山东一家省级医院科室主任透露，医院对科室有一项考核指标，即住院率。如果住院率上不去，科室就要被取消部分床位，科室人员的奖金也会下调。一旦科室住院率不到９０％，医生就会被要求多开住院，不该住的病人也得住。
“在这种科室考核制度下，医疗能不过度吗？”这位主任医师坦言，治理“过度医疗”，必须下体制改革的猛药，小打小闹的管理创新没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采购处处长谢力说：“只有医生和医院不再从药品和大型设备检查上谋利，‘过度医疗’才能真正遏制。” 改革的办法是切断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的来源，对这部分收入实行上缴，或是实行医药分离，把药剂科从医院划出去。
“医疗改革需要配套推进，否则就难以持续。”于建国等专家表示，医药分离后，各级政府应切实提高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水平，并适当提高诊疗费用标准，重点考核医生医德和诊疗水平。
今年初，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二五”期间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革除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及药品滥用的机制。人们期待早日告别“过度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