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立场，本身就是治理食品安全乱象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现代社会条件下，职能部门力量虽巨，却难以做到面面俱到，相比于近乎无数的生产者，监管力量总是极为有限的，这就注定难以指望将扭转食品安全危局的重任，全然寄托于行政监管一家来承担。因此，现代社会中，要建立令人放心的食品安全局面，需要来自民间社会的监督。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就是实现民间社会监督的最好形式。
有必要看到的是，任何一起消费诉讼的成本，都包括了立案费、律师费、交通费、误工费、产品检测费等一系列的费用，时间成本亦不可小觑。如此高昂的维权成本，如果对应的价值，仅仅只是一瓶奶、一瓶酒、一个面包价格的两到三倍赔偿，显然一般消费者多会放弃法律维权，而与之相对的，则是不法商家的有恃无恐和缺乏制约。
惩罚性赔偿就是对消费者的充分赋权，是创造让消费者通过消费维权“得大于失”的制度环境，扭转以往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企业博弈不对等的格局。
当然，相比国外，有关方面在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探索上还可更进一步。比如，在美国，食品药品案件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并无上限，所以经常出现赔偿给单个消费者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情况，而国内虽然有“假一赔十”的规定，但适用范围并不广。所以，有必要做出更深一层的探索，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力量。
还需要指出的是，惩罚性赔偿毕竟是事后追惩，更重要的是堵住造假源头。比如近年来，随着网购成为全民性的消费习惯，线上的食品安全也成为社会热点。由此，网购平台也就承担了入口监管责任。这也是一种政府与市场力量合作的模式，从而形成对假冒伪劣食品制造者的天网。
人们常说，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会培育出最优秀的企业家，才能产生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其实，还应当加上一句，最具有维权力量的消费者，才能培育出最守法的企业。因此，基于现代社会制度结构的理性和分工现实，在食品安全治理中，开放惩罚性赔偿制度，并由此进一步激活民间监督和维权力量，必将为食品安全的“拨乱反正”立下奇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