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认为，被害人方G的死亡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精神伤害，依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意见，被告欧H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可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告喻爱民应给予原告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因此，依法判决被告欧H赔偿死亡赔偿金等12.9万元;被告喻爱民赔偿死亡赔偿金等8.6万元，并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万元。
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下称《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在处理本案时，认为被告欧H被判处了1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根据该《批复》判决刑事责任人欧H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同时认为，被害人方G的死亡给赔偿权利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未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喻爱民给予原告1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审判结果，虽然符合现有的法律规定，也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但本案基于最高院的《批复》判决在同一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的一方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而负次要责任的一方却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权利人的精神损害得不到强有力的司法救济的结果，却显露出我国现行司法解释排除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严重缺陷。具体表现为：
第二、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导致了法律间的矛盾与冲突。
《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确认了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享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而对严重侵犯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相应的刑事司法解释却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保护之外，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尤其是2002年7月最高院的《批复》是在民事侵权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确立和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制定的，与相关法律规定的精神是相悖的。这种法律间的冲突与矛盾，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而司法公正需要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作为前提和基础。
从理论上讲，有损害必有救济。因犯罪行为而导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精神上遭受损害的情况是实际存在的，有损害发生后，就应当有司法上的救济。对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受害人尚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严重的刑事犯罪，被害人却无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对被害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另外，与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不断扩大相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其在法律地位上低于民事诉讼原告人，两相比较，对被害人来讲也是不公平的。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追求的价值和目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为提高诉讼效率而设立的一项制度。这种为追求诉讼效率而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重大权益——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护之外的刑事法律司法解释，与人民法院努力实现公正、效率的司法价值目标不符，违反了基本的社会正义观念，不利于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符合世界性的立法趋势。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基于对被害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大都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全部损失。而在美国，因伤害身体并直接引起精神痛苦而要求赔偿的理由，被害人除伤情部分可以得到赔偿外，还可以再行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②。 贝卡利亚曾云，“遭受损害的福利愈大，犯罪动机愈强烈，阻止他们犯罪的阻力就应当愈大。”因此，当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了精神损害，对其不但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使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使其在经济上也受到应有的制裁。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体现了公平正义理念，有利于切实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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