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京市鼓楼区公证处做了一份承诺公证。这份承诺公证的大致内容是：精神病人王其（化名） 的监护人王芳（化名），承诺依法履行对王其的监护义务，同时承诺不处理被监护人王其的财产。意即只能将政府补偿给王其的12万元用于王其本人的生活、治疗费用，不得另做他用。
鼓楼区公证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南京人王其，父母双亡，一直和奶奶住在鼓楼区某街道的一处房屋内，患病后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今年4月，王其奶奶去世了，王其成了没有父母、也没有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孤儿”，监护人一直空缺。今年下半年，王其和奶奶以前居住的那套房屋被政府征用，有关部门考虑到王其的情况非常特殊，为了解决他的实际困难，主动为王其解决了12万元的补偿款。
没想到这笔款项，却在王其原本平静的家族中引起一场“地震”。王其的四个姑母、一个伯父和一个堂弟，为了这笔钱款究竟该谁拿，吵了个不可开交。公证处人士说，开始，王其的个别亲戚认为这是“遗产”，强烈要求平分，公证处再三解释，这12万元是政府为了解决王其生活问题的补偿款，不是遗产，不属于继承范围，只有王其的监护人才能拿到这笔钱。明白了这一点后，一场监护权之争又随之展开。特地大老远从宿迁赶来的王其的堂弟，听到公证处以“距离太远，不方便照顾”为由拒绝他当监护人时，急得跳了起来：“我可以接他到宿迁去住！”几位亲戚都否认是为了这笔钱才要求监护王其。
最后，公证处多方了解，认为王其的大姑妈王芳各方面条件最适合担任王其的监护人，征得王芳本人和当地居委会同意后，王芳成为了王其的监护人，承诺履行监护王其的义务，同时监管这12万元钱。
至此，这场家庭风波从表面上平息了。然而，隐藏的矛盾却并未就此消除。
连日来，记者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两位主要当事人：王其的大姑母王芳（化名），大伯父王刚（化名）。面对记者的采访，两位当事人都说：我有话要说！
王芳：我每隔个把月都会去一次，带些东西给他，衣服、香烟，营养汤。
王芳：每次好几百，临走还要丢三四百块给他。这4个月我去了五六次了。
王芳（有些迟疑）：也去吧。姊妹里头我是老大，别人不管，我是不能不管的。
王芳：是的嗳。不仅是这笔钱，我妈去世的时候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王芳：为房子嗳。王其几个月大的时候就是跟我妈妈过，今年4月我妈妈去世了，我弟弟（即王刚）和我另外一个侄子从外地赶到南京来，想要我妈妈的这个房子。他们说按北方的说法，家里头财产就该是给男的，所以房子应该他俩分。我当时就讲，那王其要有人问嗳！你要房子可以，你就要管王其。我弟弟不肯，他说他们没得义务管他，这房子是他们该得的，跟王其没关系。
王芳：对。他们觉得王其是第三代，论继承权还轮不到他，这12万块钱是我妈的遗产，不是给他王其的。我就讲，不管钱是不是王其的，家里人不问他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他们不管他肯定不对。
记者：那主要是你跟你弟弟之间争执？你几个妹妹怎么说？
王芳：是公证处和居委会觉得我各方面条件合适，指定是我，我也没得办法，一个家总要有一个人出来挑这个担子。我们夫妻俩退休工资一个月一千五六百块钱，够用唠。不管钱不钱，人我都得管。我是老大，我有责任。
记者：监护精神病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有心理准备吗？
王刚：这12万块钱到底是谁的？讲到这个才能讲到其他的。
王刚：他凭什么拿？你讲个道理给我听听。这房子是我母亲的，要继承也是我这个做儿子的继承，我其他两个兄弟都去世了，怎么轮也轮不到他。现在倒好，我母亲去世到现在，我连一分钱都还没见到。
王刚：他是怎么得这个病的，你去打听打听。都不好讲了。
王刚：比这个严重多了！他只要喝了酒，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是没管过，我管不了他。有一次我叫他不要喝酒，他把我的手腕用力一拧，拧折了！
王刚：这笔钱是谁的也决不是他王其的。这是我妈的房子，为什么没我的呢？为什么没我的呢？
记者：现在你姐姐做了王其的监护人，管理这笔钱，你接受吗？
王刚：我不接受。我只是要求我的合法权利。你要说我不应该拿，我拍拍屁股就走人。我应该拿的，我为什么不能要？
王刚：她60多岁，她儿子30多岁，不要用钱？……这怎么讲，不讲了，没得意思。
记者：她正在考虑把钱平分，如果平分了，你会管王其吗？
公证处说法：
鼓楼区公证处有关人士表示，这12万元并非遗产，而是政府部门针对王其是精神病人这一特殊情况而补偿的特殊款项，所以应该用于王其本人，在王其病好之前由其监护人监管，但其监护人不得在这期间处理王其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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