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危机都让欧盟更加紧密”?随着英国公投出现脱欧结局，这句心灵鸡汤不灵验了。
多年以来，一个“加速分裂的欧洲”而非一个“更加紧密的欧洲”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英国脱欧事件，令欧洲60年来不断推进的一体化进程出现惊人倒退，并令外界对其将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危机而担忧：在欧盟国家中，反对欧盟以及排外的本土主义和独立主义势力正在上升，叫嚣希望举行脱欧公投的极端党派更是不在少数。
数年间持续的经济疲软、难民危机和安全问题，正在令欧洲公民对欧盟的归属感逐渐幻灭，而欧盟最为自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亦并未令欧盟居民遍享红利，反而造成社会差距、贫富差距拉大。
“欧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失败的。这给予许多独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子以土壤。”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欧盟出现了政治危机，其他国家出现公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尤其在北欧一些国家中。
在齐普拉斯看来，这次公投犹如为欧盟敲响警钟，唤醒了欧盟官员有关改革的意识。
实际上，为避免政治危机继续扩散，在英国做出退欧决定后，欧盟同意进入为期九个月的“反思期”，并希望针对各成员国间存在的巨大鸿沟拿出改革建议。
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欧盟辉煌时代曾在欧盟机构工作，后加入法国外交系统的法国前外交官和诺看来，欧盟机构本身就应当进行反思——“欧盟的官员，就如同活在一个‘欧洲泡泡’里，这次英国脱欧对他们来说好像一次‘叫醒服务’一样。”
在现任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中，齐普拉斯恐怕是对欧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英国公投要求脱欧后，齐普拉斯旋即表示，英国人民的决定应该予以尊重，它证实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认同危机以及欧盟发展战略上的危机。
他认为，极度紧缩的政策让南欧和北欧之间、欧盟成员国之间差距扩大;在应对难民危机方面各方各行其是，有的关闭边境、有的采取单边行动。
齐普拉斯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进步联盟，去重新发现已经失去的、曾经使欧盟在世界上之所以独一无二的动力及基础价值观：劳动力保护，对国家福利的支持，欧洲的团结，对个人和社会权利的保护。”
这并非齐普拉斯一人之见。近年来，在欧洲广泛流传的一种忧虑：即当危机尚未爆发之时，欧盟表面和气一团，然而当蔓延欧盟的债务危机和主权危机发生之后，欧盟却将经济增长放在社会保护之上，导致了数年以来欧洲内贫富对比悬殊、青年人严重失业、南北欧洲差距拉大，欧盟向心力亦下降。
通常意义上，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描述以“华盛顿共识”为准，其主要理念为压缩财政赤字、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限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欧盟自成立以来也一直秉持着新自由主义机构的信念。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近年来开始编纂“欧洲社会公正指数”。该报告使用35项指标，在6个领域对28个欧盟成员国进行打分，这6个领域是：预防贫困、教育公平、就业情况、社会融合与非歧视、健康医疗和代际公平状况。
在2015年发布的这一版指数中，可以清晰看到欧盟28个成员国的社会不公正情况持续加剧，在其中欧盟年轻人则受到了最大的冲击：报告显示，欧盟有2600万儿童和年轻人(占欧盟人口18岁以下人口总数的27.9%)受到贫穷或社会排斥的威胁;在其中有540万欧盟年轻人既无法接受教育培训也无法就业。
总体而言，欧洲的社会公正差距在南北之间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群体中表现最为明显，最受影响的国家就包括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虽然在德国和瑞典等国，年轻人的就业有所改善，但是在南欧国家中年轻人就业形势完全不容乐观。
譬如在西班牙，20～24岁的年龄段中，无业且未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比例从2008年的16.6%上升至2015年的24.8%;意大利则更糟，同期从21.6%上升至32%。
而在去年勉强度过债务危机的希腊，同样深受其苦。齐普拉斯甚至喊出了“我们需要更加民主的欧洲，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政策而非商业与科技的欧洲，我们需要人民最具有话语权的欧洲，我们值得为此而努力”的口号。
在欧债危机之前，在2001年为加入欧元区并同欧盟的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希腊也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贸易自由化以及放松对金融资本流动控制等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德法等高度发达完善的自由经济体相比，希腊在进行改革时亦背负历史政治经济包袱，在加入之初政府依然债台高筑，然而欧盟在进行一体化进程时，往往忽视了这种路径依赖方面的区隔。
在德国以及国际债权人的强力主导下，身陷债务危机的希腊最终坚持了6年的紧缩政策，这造成了希腊国内的民粹主义急剧飙升。
齐普拉斯认为，“我相信只是紧缩政策不能帮助希腊，亦不能帮助欧洲，欧洲现在面临非常重要的政治危机，起因是出于经济危机，我相信欧洲会再一次找到正确发展之路。”
在德国一家跨国咨询公司任职的律师安北则对记者表示，欧盟过于由德国主导的经济模式令欧盟原本的价值观缺失，欧盟成为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德国成为欧盟境内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却未出台相应的社会政策，以对南部欧洲进行补偿。
在他看来，这也从根本上导致了英国脱欧的后果，“作为二战后成长的一代，这次公投无异于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灾难。”
齐普拉斯认为，应该以英国退欧作为契机，促成欧盟解决金融危机，抛弃紧缩政策。
“欧盟需要实现一些新的经济框架，再一次让成员国可以参与进来。”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齐普拉斯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经济上，英国退欧对于英国所造成的影响，将超过对欧盟的。
然而在政治上呢?很明显英国退欧公投已经引发了欧盟其他国家爆发退欧风险。就在英国出现退欧结果之后，各欧盟内民族主义政党纷纷表示将追随英国的脚步进行公投。
根据地缘政治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对欧洲国家退欧风险的总结，法国、斯洛伐克等极右政党在英国公投后，迫不及待要求举行相同的脱欧公投。荷兰、瑞典、奥地利和丹麦等国的党派也有类似诉求。
“欧盟出现了政治危机，其他国家出现公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尤其在北欧一些国家中。”齐普拉斯表示。
“现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的边缘党候选人都在用力拼杀，而大部分欧洲居民(30%~60%)又都赞成举行各自的公投。”欧亚集团(Eurasia)总裁伊恩·布雷默表示，“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边缘政党领导人不太可能在欧洲的主要国家竞选中获胜，但同他们进行政治教化的过程将具有挑战性，而且如果对于欧盟公民而言，离开一个日益破碎的欧盟看起来越来越合理之后，这个过程就更加困难了。”
因而如何处理脱欧的英国，也成为欧盟领导人面前的难题：给得太多，将鼓励本土主义者持续独立主义政策。布雷默认为，特别是“东欧和东南欧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民粹主义者已经成为领导人的国家，将利用任何最终的交易来为自己的国家谋求更多让步”。
在另一方面，如果欧盟对英国的退欧条件过于苛刻，这可能会令欧盟官员看起来更像“惩罚者”，使欧盟看起来更像一个监狱而不是国家联盟，并激起更大范围的反欧盟情绪。
不过在一片愁云惨雾的疑欧之声中，唯有德国仍将是欧盟的坚定支持者。
面对一系列要求在国内举行公投的民粹主义诉求，安北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网上所说德国公投(Germexit)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德国至今仍禁止直接民主的公投，因为历史上就有“希特勒的教训”。
齐普拉斯也认为，“我估计接下来进行讨论和协商，协商也会保持一定平衡，除了英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想要脱离欧盟。”
一份来自美国布鲁金斯智库《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欧盟与欧元区》的报告，也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否定了欧元区国家退欧的可能性。
这份报告认为，对于欧元区成员和欧盟成员国来说，欧元区国家退欧肯定比非欧元区国家(譬如英国)退欧的危险系数更大，且具有根本性不同：欧元区国家退欧意味着退出欧元区，而除了几个可以期待本币升值的国家以外，对于剩下的欧元区国家，退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点值得庆幸：无论是福是祸，在欧元区国家中，英国脱欧的蔓延风险并不大，因为货币联盟仍然提供了额外的防火墙。
该报告指出，如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指出的，对包括法国在内的大部分欧元区国家而言，退欧意味着将造成银行挤兑、储蓄流失，并有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崩溃。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强烈的动机离开，塞浦路斯和希腊都决定留在欧元区里。
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在齐普拉斯政府上台之后，才会一方面举行全民公投，对苛刻的救赎计划和欧盟“示威”，一方面还坚定地表示要留在欧洲。
在未来几年内，最有可能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党——意大利五星党更是万分清醒。在英国脱欧结果出炉后，一直嚷着要对欧元进行公投的该党，立刻撤回了对于欧元进行公投的诉求，而表示要呼吁从体制内变革开始努力。
上述布鲁金斯智库的报告指出，如果去除欧元区的19个成员国，只留下其他八个国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瑞典、丹麦和罗马尼亚。
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政府本身反对退欧。波兰虽然拥有一个抱有深度欧洲怀疑主义政府执政党，然而波兰也反对退欧，特别是考虑到在其他欧盟国家中打工的百万波兰打工者们。剩余其他国家则甚至缺乏对退欧进行讨论的热情。
“英国脱欧公投，唤醒了欧盟的一些官员，欧盟也会讨论如何团结和一体化。”齐普拉斯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齐普拉斯所指的是在英国做出退欧决定后，欧盟同意进入为期九个月的“反思期”。
当地时间6月29日，欧盟27国发表非正式声明，表示将进行政治反思。据悉，各国拟在7-9月进行非正式讨论;9月中旬各国正式开会。欧盟各国领导人预计这次反思在明年3月之前结束。
欧盟有进入反思期的传统。此前欧盟在2005年法国和荷兰相继投票否决《欧盟宪法条约》后宣布开展“反思期”。2007年1月，德国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宣布这一反思期结束，此后不久，该宪法条约的实质内容被转换成弱化版本《里斯本条约》。上一次的反思期主要目的在于改善“欧盟宪法”遭法国和荷兰两国公民投票反对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然而英国脱欧是否能叫醒欧盟呢?和诺认为，欧盟需要危机，每一次危机之后欧盟才会被迫改革，因而即便英国脱欧对于欧盟和欧洲大陆而言也不一定是坏事情。
和诺说，长期在布鲁塞尔工作的欧盟机构人员犹如形成了一个内部小团体，在布鲁塞尔管理整个欧洲所产生的职业自豪感，在欧盟与欧盟国家公民之间形成了鲜明错位。
“他们就好像活在一个巨大的泡泡里面。”和诺无奈地表示，作为20年前同样是拥抱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一代，欧盟机构令他倍感失望，特别是在90年代末期之后——欧盟扩张的步伐迈得太快了，快到想硬生生抹去各国文化、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
欧盟12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背景矛盾已经非常巨大，但是勉强可以调和。和诺表示，随后从15国扩张至27国，最终至28国，欧盟已跟欧共体时代的设想差得太远。欧盟未能打造一个泛欧洲的身份认同，反而仅仅成为了一个大型自由贸易区，随后加入欧盟的意图仅仅变为自由贸易和自由人口流动。
其中重要的是，欧洲的分野仍由语言的天然历史形成所决定。和诺举了个例子，《金融时报》始终是英国人的报纸，而欧盟本身并没有一份广泛流行的发行物。如果有，应当用哪种语言来发行呢?欧盟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始终无法对欧盟区其他国家进行有效传播，对欧盟政策的解读或歪曲，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各欧盟区内国内媒体，而发行量最大的往往都是民粹报纸，譬如《太阳报》或德国的《图片报》等等，这些报纸的反欧盟立场鲜明。
当《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欧盟目前有几份用英语采写的媒体且内容还不错的时候，和诺很不屑地表示，那些发行物都是给“布鲁塞尔的小圈子看的”。哪个法国人、德国人会看?斯洛文尼亚人?捷克人?反之，如果用法语写，恐怕也会是相同境地。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在《英国公投对于欧盟影响》的报告中亦认为，此前10年中，欧盟的反思措施均被证明成效甚微，反而继续激化了欧洲选民对于欧盟的不满。最终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揭示，此前欧盟的政策导致了欧盟进一步分化。
在欧盟方面，应当考虑换一种方式来构建欧盟身份：与空泛地讨论和平与繁荣相比，应当秉持更多务实主义精神，并着重于讨论那些各国明显需要超主权机构行动的领域，讨论各国明显的共同利益，并指出欧盟与各成员国之间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构成共赢局面的机构。
而在成员国方面，也应停止将集体决策的妥协方案归罪于欧盟身上，将欧盟塑造为替罪羊。譬如，各国元首可以在欧盟峰会后举行集体新闻发布会，来捍卫通过的决议，并展现他们实际上在欧盟内拥有权力。此前，通常各国元首在会后各自召开记者发布会，并把决策的种种不利局面归因于其他成员国或欧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