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大民主法制建设的力度，坚持推进依法行政，将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公权力，牢牢置于“法治”的监督之下。这种“法治”的监督，应该是对其执法活动全方位的，自始至终的监督。不仅要监督其作出的行政决定，而且要重视其执行的监督。行政强制执行是实现行政决定的手段，是行政权的延伸。它虽在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自身在客观上又具有扩张性、易腐性以及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权性。尤其是失去司法监督、制约的行政决定权与执行权合一的强制执行，一旦造成社会危害，其后果往往难以弥补。因而我国法律在强制执行权的具体配置上，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情况，一般规定由各主管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此类规定只限于少数行政机关，其他都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个别对个人、组织的权益关系特别重大的，法律规定也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凡是行政机关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授权的，一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些规定，既注意发挥行政机关自身的优势和能动作用，又立足于强化司法监督，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力的配置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符合民主法制建设发展趋势的。
行政机关的自我完善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其执法活动大多存在一定程度的滥、乱、差，不宜扩大其强制执行权限。所谓滥，是说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执行权，利益驱动，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变成为单位、为个人谋利的特权。乱，是说某些行政机关随意设定执行权，严重破坏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差，是有些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素质较差，办案质量差。自1989年至 1999年10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在各类一审审结的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率达40%。如果连同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撤诉计算在内，被告败诉率达50%以上。因此在当前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尚有待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宜扩大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否则，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此，有人提出，当今世界各国多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权为主，我们应考虑与国际接轨。
由于上述努力，全国法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对于申请执行的非诉行政案，各级法院行政审判人员严把审查关。对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裁定不予执行。对应予执行的，及时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后，开展社会宣传和法治教育，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1999年全国各级法院连同民事、经济等共依法执行了各类强制执行案件264.5万件，执结标的金额2497亿元，比1998年同期增长 23.9%和37.8%。中国特有的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其一是通过司法监督，保障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其二是经过宣传教育使绝大多数非诉行政案得以自动执行，减少了执行阻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其三是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使案件及时执行。这不但无须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机构，而且确保了行政行为效力的实现。其四是法院的审查执行推动了非诉行政执行工作的健康发展，又促进了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
总之，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应使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明确和加强;应该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增加行政机关新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其具体权限配置，应该遵从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单行法律的规定，维护法制的统一。
引用法条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