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郭某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302号房屋产权人，原告张某居住于郭某楼上402号。2003年6、7月间，被告对302号房屋进行室内装修，其间曾使用装修涂料。同年7月28日至8月26日，原告以被被告装修涂料挥发性气体熏染，致头痛头晕无力为由，四次前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诊，经该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到该院就诊的门诊病历手册原件一份及医疗费收据复印件十一张，其中与门诊病历手册记载的就诊时间一致的医疗费共计2631.74元。另经法院核实确认，上述医疗费收据原件由原告交所在单位用于办理医保报销手续。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所有的房屋在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了装修涂料，其所述辩解事项不能证明该装修涂料不存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现原告经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其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相关医疗费损失予以支持。该医疗费中，原告自认同意扣除的部分费用，不影响本案审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其所受损害尚不具备构成精神赔偿的条件，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郭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张某医疗费1940.74元。二、驳回原告张某其它诉讼请求。
上诉人郭某上诉称：原判事实认定不清，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装修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造成了污染或损害。而上诉人使用的涂料立邦漆为绿色环保产品，符合国家的环境环保标准。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进行装修使用了涂料，现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受损害系其他原因所致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要求撤销原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当，同意原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受害人的损害应当与侵害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张某身体不适就医，但造成其身体不适存在多种因素的可能，虽然其被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因诊断来源于张某的主述，不是对其不适因素的判断，故不能以此认定张某身体不适是因郭某家装修造成的。张某主张郭某家装修使用涂料的挥发性气体对其身体造成损害，证据不足。张某亦未能就郭某实施了违反环保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举证证明。因此，对于张某要求郭某对其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郭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终审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4）朝民初字第145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二、本案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本案是一起室内装修导致邻居身体健康受损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由于此类纠纷的代表性和法律适用的复杂性，法院审理时十分谨慎。由于环境污染侵权的高度危险性、复杂性、证明因果关系的困难性，为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环境法在环境侵权方面制定了许多不同于普通民事法律的规定，而在本案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诉讼性质的准确界定，对环境侵权特殊规则的适用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本案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二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
（一）室内装修致使他人损害案件的定性
即此类案件应该归为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案件中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侵权是适用环境法特殊规则保护被害人的前提。环境法视野中的环境是指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和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的总和。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将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按照环境范围的大小，可以把环境分为室内环境、城市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等。因此，环境法中所指的环境不仅指公共环境中的生态环境，理所当然的包括公民居所中由空气、光线、声音等要素所构成的室内生活环境。在本案中，由于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的居室装修行为存在不环保因素导致空气污染并进而造成对其生命健康权的损害。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可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在装修过程中使用劣质材料导致室内空气污染并由此造成原告损害的行为的诉讼可以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选择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的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时，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二）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适用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受理法院根据一定的规则将举证责任在争议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当事人在诉讼中谁主张待证案件事实成立，谁就对证明对象负有举证责任。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则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即属此类。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原告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包括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在现行的特殊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或适用过错推定，或适用因果关系推走。在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将要求加害人对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环境污染侵权既要适用因果推定，也适用过错推走。
首先，关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工艺技术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要让无技术装备条件的受害人举出被告从事了何种侵权行为，其侵害行为与受害人所受损害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以及侵害人主观上有无故意和过失的证据，将是十分困难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正，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在环境纠纷中规定了倒置的举证规则。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这两者规定的比较来看，两者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但前者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合于司法实践，实际上连最激进的环境法学者也从未认为，只要原告提出被告侵权主张，被告就必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实际上，环境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通常被论说为，“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被转移到被告身上。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证明可能是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的即可，而被告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可免除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实质上只是将一部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在原告提出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有污染行为或可能有污染行为时，如果被告举不出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该污染、破坏结果不是其行为所致，法院则可认定环境污染损害与被告行为有因果关系。而并非顾名思义的全部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相比之下，后者的规定更加明确地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中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具有实际适用性。
其次，关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在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中，一般而言，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需对加害人的过错进行举证。无过错责任肇始于1838年德国颁布的《普鲁士铁路法》，亦称为无过失责任、危险责任，其以特定危险的实现为归责理由。换言之，即持有或经营某特定具有危险的物品、设施或活动之人，致侵害他人权益时，应就所生损害负赔偿责任，赔偿义务人对该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其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适用无过错责任，可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加重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从我国法律规定看，《民法通则》第124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确认了环境污染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并因此引起环境污染的危害后果。二是环境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自己的损害，不论加害人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从我国环境立法上看，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只要污染环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也不管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违法，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加害人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举证责任
如前所述，对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仅仅在环境污染侵权的因果关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非原告不必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在此类案件中，作为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原告，还是需要承担必须的基本的举证责任，即必须证明作为加害人的被告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从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四要件出发，一般侵权的成立应该具备：1、加害人的违法行为；2、损害事实（加害人的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后果）；3、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存在因果上的联系）；4、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因此，一般侵权案件中，原告应该举证对上述四要件进行证明，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作为特殊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无需原告对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但原告必须对前两要件即加害人的违法行为和自己的损害事实予以举证证明。
从本案来看，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室内装修存在污染行为，导致自己身体健康受损，这在定性上属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由此，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张某无需对郭某的侵权行为和自己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某有侵权的主观过错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作为环境污染侵权的受害人的张某也必须举证证明如下两方面：郭某的室内装修是环境污染行为；张某身体健康受损的事实。从本案张某的一、二审的举证情况看，张某仅仅提供医院的诊断证明及其医疗费证据来证明了自己的损害事实，但并没有提供证明证明郭某的室内装修不符合环保要求，是环境污染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对环境污染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解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没有对原告张某的基本举证责任进行审核，而不适当地加重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强调“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导致判决的错误。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尺度进行合理把握，确认原告张某没有提供证明证明被告郭某存在环境污染行为，从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中国各种居室环境装修每天都在进行，而由于环保、设计等因素，导致室内环境污染纠纷发生的数量和程度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此类诉讼在法院也是屡见不鲜。但从中国的环境司法实践来看，处理环境纠纷的法律规定却没有相应地得到加强。具体表现为有关环境纠纷处理的立法不健全，缺乏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程序、证据规则、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等明确清楚之规定，使得在众多之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之利益往往无法得到切实之维护。本案中法院把握了正确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法律精神，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规则，实现了个案结果上之实质公平。但现实中，室内装修污染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对装修家庭以及相邻的人群存在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损害，但是在诉讼中，由于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环境污染的举证问题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尤其室内装修造成居室以外人如邻居等的身体健康损害，如何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如何检测等举证的操作性几乎为不可能。本案便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郭某对其房屋进行装修，有可能由于装修不环保，气体挥发导致其楼上邻居受到身体伤害，张某不是装修房屋的主人，如何有权及时委托环境监测中心等鉴定机构进行空气检测，从而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而要等到诉讼中再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检测，由于气体的挥发，又很可能时过境迁，污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为了使更多的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思考如何建立专门的环境民事侵权诉讼机制，完善专门的证据规则，应该值得立法者以及司法者更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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