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有撤回起诉权，仅规定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撤回自诉。但“两高”的司法解释均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作了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已进入法庭审判阶段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以及人民检察院自感证据不足，要求撤回起诉的情况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作出或接受罪疑从无判决而是建议或要求撤回起诉的原因何在？人民检察院为的是避免罪疑从无判决的作出给自身带来的“颜面无光”，人民法院则为的是避免承受因宣判无罪可能带来的社会舆论关于放纵犯罪的压力，同时较好处理与公安、检察机关的关系。
笔者认为，应取消检察机关对已提起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权，人民法院对于公诉案件必须作出判决，不允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或按撤诉处理。理由一：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时应当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应积极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从而达到胜诉目的。如果诉至人民法院后经审理认为无法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接受人民法院的裁判，而不是撤回起诉以规避人民法院的无罪判决。人民法院也不应当允许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应通过作出有罪、无罪的判决既给被告人一个明确的说法，也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正确与否给予一个明确评价，促使检察机关正确履行公诉职责，对公诉权形成制约。允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或对案件按撤诉处理，使检察机关对证据不足案件作内部处理，不利于提高检察人员责任心，更好履行公诉职责。理由二：人民检察院对本应由人民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撤回起诉后，有的是对被告人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有的是继续侦查补充新的事实、证据后重新起诉，还有不少案件是采取将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方式不了了之，对这部分案件的被告人来说，将面临无法洗清罪名的严重后果，精神上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也无法向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为什么自诉案件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而公诉案件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检察机关不能撤回起诉？这是因为自诉权与公诉权不同。自诉权有私权性质，自诉人可以自由处分，例如自诉人可与被告人自行和解，人民法院可对自诉案件进行调解。同时，自诉人无权对被告人采取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对被告人的重大权益造成侵害。公诉权是公权力，公权力是不能自由处分的，必须依法行使，而且因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可采取限制甚至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对被告人的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对公诉权必须加以制约，防止其被不当行使。
二、人民检察院依据新的证据重新起诉问题
笔者认为，根据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蕴含的人权保障精神，结合我国国情，当前应当允许人民检察院依据新的证据对人民法院已作出罪疑从无判决的案件重新起诉，但要限制重新起诉的案件范围、次数。实际上，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充满着争论，那就是它是否导致放纵犯罪？为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进行平衡，不少国家对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提出了例外。在我国，社会公众包括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长期将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视为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直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人权保障思想才逐渐得到人们的接受、认可。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当前尚缺乏全面推行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社会基础，体现先进的人权保障思想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推行必须循序渐进，与社会观念的转变相适应。但同时，如不对检察机关基于同一案件事实依据新的证据进行的重新起诉加以限制，检察机关一旦发现新的证据就可对原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人重新起诉，又将会使人民法院作出的罪疑从无判决的既判力、权威性遭受破坏，并将会彻底违背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体现的人权保障精神。允许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基于同一案件事实无限重复追诉，一方面将使被告人多次被采取拘留、逮捕等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肉体上倍受折磨，另一方面，将使被告人正常的生活时时可能被打断，被告人心理上将终日惶惶如惊弓之鸟，丧失安全感、稳定感，人权保障无从谈起。因此，笔者认为，应对检察机关重新起诉权进行限制，限制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限制案件范围，限定为严重犯罪案件，可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刑事被告人重新起诉；二是限制重新起诉的次数，规定以一次为限，以督促检察机关慎重行使重新起诉权，防止滥用重新起诉权对被告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三、二审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问题
刑事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包括再审案件适用二审程序的情况）后，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这里，法律赋予二审人民法院以发回重审来替代作出罪疑从无判决的选择。从司法实践来看，二审法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直接作出无罪判决的情况很少，将案件发回重审的较为普遍，有的案件竟会被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反复发回重审，使一个案件拖延多年不能审结，导致超期羁押，对被告人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害。
司法实践中二审法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愿意发回重审，而不是作出罪疑从无判决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受追求客观真实及决不放纵犯罪的传统司法观念影响，二审法院希望通过发回重审由一审法院补充调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排除其中的疑点，或者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或者证实被告人并未实施犯罪，而不愿接受一种“是非不明”的模糊状态，不愿对证据不足案件中的被告人作出无罪推定。二是二审法院将发回重审作为推卸责任，回避矛盾的挡箭牌。有些二审法院虽然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宣告被告人无罪，但考虑到当前社会公众包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尚未普遍接受无罪推定观念，直接作出罪疑从无判决将承受很大社会压力，特别是社会影响较大、外界干扰较多的案件这种社会压力就更大，为避免将矛盾集中到自身，不愿或不敢作出罪疑从无判决。
四、因证据不足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或进行其他降格处理问题
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机关既意识到案件证据存在缺陷，判处有罪可能会冤枉无辜，但又担心宣告无罪会放纵犯罪，特别是将承受较大的社会压力，就采取一种折衷方案，俗称为“降格处理”，即在起诉或量刑上从轻处理。这是“罪疑从有”、“罪疑从轻”观念的外在体现，是与罪疑从无原则相违背的。
在故意杀人等死刑案件中，降格处理的情况最为突出。死刑案件往往属于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社会关注的案件，司法机关基于社会舆论、民愤等压力，通常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不敢作出无罪判决，但又担心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于是对案件降格处理。司法实践中，死缓刑适用的一种较为普遍情形就是：被告人论罪当判处死刑，由于案件证据存在一定缺陷不很扎实，为防人头落地后发现错误无可补救，遂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有的死刑案件，因证据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降格处理的幅度更大，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有期徒刑。如震动全国的佘祥林冤案，即是由死刑被降格处理为十五年有期徒刑的。
应当承认，案件事实有影响定罪的事实与影响量刑的事实之分，前者如犯罪行为、犯罪目的等，后者如中止、未遂、自首、立功等。在定罪事实清楚，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只是一些影响量刑的事实缺乏有力证据证明情况下，根据“疑义有利于被告人解释”的人权原则，对被告人从轻处理是恰当的。但是如果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即证明定罪事实的证据不足，则应坚决对被告人宣告无罪，否则就有冤枉无辜，侵犯人权之虞，就是对罪疑从无原则的违背。因此，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机关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降格处理是错误的，应适用罪疑从无原则，做出不起诉决定、撤销案件决定或宣告无罪判决。
五、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案件的国家赔偿问题
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的人，是否享受到了一个无罪的人应当享受到的一切？这在国家赔偿问题上可见一斑。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案件给予国家赔偿，司法机关是没有异议的。但对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案件应否给予国家赔偿，司法机关一直是有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两高”作出了不同的司法解释，代表了两种不同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因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或作出不起诉、撤销案件处理的案件，应区别情况进行确认，决定是否赔偿。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确立的赔偿归责原则是违法行使职权原则，案件因证据不足最终被作出无罪判决或不起诉、撤销案件决定，并不表明当初的拘留、逮捕是违法、错误的，检察机关在拘留、逮捕时只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就符合法律规定的拘留、逮捕条件，就不属于违法行使职权。二是案件因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或作不起诉、撤销案件处理不等于该公民确实没有实施犯罪，一旦发现了证明该公民有罪的充分有力证据，仍可以对其重新起诉、定罪判刑。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这种情况下无需再行确认，当事人可直接根据不起诉决定、无罪判决等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一个问题：以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公民，如果检察机关发现新的证据重新起诉，法院又判决其有罪的，该公民已取得的赔偿金怎么办？笔者认为，这种情形是能够采取补救措施的，只需将其已经取得的赔偿金予以追回即可。即使可能出现有的被重新定罪者已将赔偿金花掉而无法追回或全部追回的情形，我们也不能据此就否认对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公民应给予国家赔偿。为了全面贯彻罪疑从无原则，保障无罪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要经受一定风险，付出一定代价。当然，如发生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公民正在申请国家赔偿时，检察机关发现新的证据重新起诉可能认定该公民有罪的情况，应当采取暂时中止国家赔偿案件审理的措施，以避免上述情形的发生。
综上，罪疑从无原则适用中的冲突问题的产生，既有传统刑事诉讼观念的影响，又有法律、司法解释不协调、不完善的原因。全面落实罪疑从无原则，提高司法机关在司法领域人权保障能力，一方面要求社会公众包括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增强保障人权的法律意识，树立无罪推定、罪疑从无的观念，另一方面要求立法者、司法解释制定者仔细审视现行立法、司法解释规定，作好相关制度的协调、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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