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赔偿申请人佘祥林一方角度看，佘祥林蒙冤入狱，屈打成招，妻离子散，家破母亡，牵连无辜，身心俱碎，其造成的各种有形和无形损失，岂是仅按照羁押天数计算的二十几万元就能赔偿得了的!仅仅赔偿有形的物质损失，不赔偿看似无形、实则在4009个日日夜夜形影不离地压抑在佘祥林本人及其亲属、压抑在善良无辜出具“良心证明”的邻县乡亲身上的沉重精神枷锁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是既不合人情，又不合法理的!
但是，从与佘祥林相对应的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角度看，也许不完全认为佘祥林一方的精神赔偿要求不无道理，但国家实行的是法定赔偿。现行既然没有规定精神赔偿，他们只能依法办事，无能为力。
那么，现行国家赔偿法不规定精神赔偿的作法，是否需要修改呢?笔者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不规定精神赔偿的作法，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受到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国家名义作出的违法行为侵害时，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不仅仅表现在肉体上，同时表现在精神上。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他的头脑、意识和精神。任何外力在作用于其肉体的同时，通过其神经、视觉、听觉，同时甚至预先作用于其精神，使其处于严重的恐惧、焦虑、羞辱、悲愤状态以至精神失常者，屡屡可见。致人死亡后给其家属、子女造成的精神痛苦，更是沉重深远。因此，当侵权行为纠正以后，仅给受害人物质损害补偿，不给其精神损害补偿的作法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不人道的。而且，对受害人的此种侵害，不是来自普通公民，不是来自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的违法犯罪分子，而是来自代表人民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来自以道德和法律的神圣名义给予的非法压力。这种压力对当事人的精神摧残远非其他痛苦可比。
对于此种精神损害，多数国家均以金钱方式予以补救。1900年德国民法典在世界上率先确立了“非财产损害”(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稍后的瑞士民法典规定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自此以后，非财产损害的金钱赔偿即成为西方国家民法典的普遍规定，并将此一规定扩大适用到国家赔偿领域之中。如美国、法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均有相关规定。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尽管最高法院的此一解释仅适用于民事领域，但国家赔偿的渊源来自民事领域，赔偿本身的性质与作法也与民事相似。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国家赔偿法均规定国家赔偿除依本法规定外，适用民法规定。所以，最高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广泛关注的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尤其是关于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比如，关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规定，解释是适用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则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而在国家赔偿法中，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则适用于错拘、错捕、错判等侵犯人身自由权同时又侵犯名誉权、荣誉权的情况。以国家名义施以国家强制力的侵权行为，其后果比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现在民事赔偿制度已开精神损害赔偿之先河，在国家赔偿制度中，国家就再没有理由不承担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
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具体建议，专家们有两种方案：
一是直接修改国家赔偿的范围、原则、标准，扩大国家赔偿责任的覆盖面，使国家承担起精神赔偿的责任来;二是简单修改，只要笼统地加上“除依本法规定外，适用民法规定”的规定。
笔者认为，第二种方法看似简单，但涉及民法与国家赔偿法的一系列理论与原则，涉及我国现阶段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一时难以实现。而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范围、原则和标准，总的讲还是符合中国实际，切实可行的。国家赔偿法实施时间不长，案件不多，立法和司法经验不足，许多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和展现。在此种情况下，赔偿法不可不改，也不可大改。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可以增加规定侵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造成伤害或死亡时;非刑事司法侵权行为造成公民名誉权、荣誉权损失时;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名誉权受到非法侵犯时，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则除上述规定外，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受害人在国家赔偿请求中没有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当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后，不得以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