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法院上一任院长临走前，分别对两名法官表示歉意，江舸说，送走院长后，他绕着法院大楼走了半圈，无声流泪，“我听出他的无奈，想帮助我却有说不出的阻力。”
最近，现任院长对他们的表态是，会督促中院赔偿委员会审理，但结果如何不是他能掌控的。
与4年前一样，余干县检察院和上饶市中院再次婉拒本报记者采访，后者的理由依然是———“需要省高院颁发政法记者采访证。”
江舸也承认：“我压力太大了，可以说，我过的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有时想到国家赔偿毫无进展，就会有发疯的感觉。还好，我的家人给了我最大安慰。”
有一次，单位领导告诫他，向有关组织反映问题时脾气不好，要注意方式方法，江舸就顶了一句：“谁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他。”
县法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透露，大家对他们俩原来很同情，但他们好像总是责怪法院没有尽力解决，有些人就生厌了。
缪建平和江舸似乎也在有意和原来熟悉的圈子隔开，他们更换手机号码，轻易不告诉别人。而原来，他们都是喜欢扎堆的人。
坐在咖啡馆里，江舸谈起国家赔偿来心态复杂，有时振臂高声说：“相信法律，相信组织，”一会儿又语气凄凉，“感觉人往下坡路走，越走越滑，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最后他说，实在不行就进京上访，“原来我们一直很克制，就怕影响了法官和法院的形象。”
在中国，像缪建平、江舸这样为争取国家赔偿而不得的人屡见不鲜。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赔偿制度隐含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缪建平说，余干县检察院迟迟不愿实施国家赔偿，就是担心赔偿之后，当初案件主办检察官将遭受错案责任追究，甚至有清除出检察队伍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