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法官超期羁押无罪释放国家赔偿4年不得思维导图

情书

2023-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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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法实施10年里，全国检察机关决定实施国家赔偿仅3167件，平均计算，各省、市、自治区的赔偿案件是：每年10件。最高人民法院一份材料显示，部分赔偿义务机关出于各种原因，拒不执行法院赔偿决定书的现象十分普遍，个别的地区甚至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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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难就难在怕被追责

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赔偿制度隐含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据介绍，目前，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均有问责制，赔偿义务机关一旦承诺赔偿，将面临两难境地：申请国家赔偿费用，就必须向上级部门申报，将自己的违法或过错行为曝光，不仅可能因此被追究责任，还可能被一票否决，影响政绩和仕途升迁。

县城一家安静的咖啡馆里，江舸坐在那，时而愤怒声讨，分贝之高让旁人侧目，时而低头无语，一脸沮丧无助。

这个时候，他的同事缪建平独自呆在家里，休养生息。

他们都是江西省余干县法院的法官，也是本报2004年2月17日深度报道《一个农民的自杀和三个法官的被捕》中的主人公。6年前，一个农民自杀于街头，他们的命运自此急转直下，经历法院一审、二审和再审。4年前他们被无罪释放，但国家赔偿一直杳无音信，而他们则近乎固执地认为，只有得到国家赔偿，他们才算是得到真正清白。

4年来，他们犹如铁笼中的困兽，找不到出路。

农民含冤自杀，两法官遭逼供

缪建平被违法连续传唤，而江舸无法忍受“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的痛苦，在“双规”第六天自杀

2002年4月7日，一名叫叶财兴的农民怀揣遗书服毒自尽于余干县城大街。遗书上写着“冤枉”二字，内容写道：

“我是(集贸)大世界余细火的丈夫。受害者余细火被朱再根打伤，伤情严重，经公安分局处理，朱再根赔偿了余细火医药费900元。赔偿之后，朱再根利用余干县人民法院付(副)院长朱新民(明)……起诉受害者余细火……在民事庭四处打招呼。结果朱再根就买动(通)朱加荣、彭云(仁)献、高国才作假证……之后有(又)在刑事庭起诉受害者余细火……余干县法医室开始鉴定是轻微伤甲级，后来又变成了轻伤乙级……”

舆情震惊，余干县纪委与县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2002年4月18日晚，与此案有关的县法院法医室主任、刑事庭副庭长缪建平和民事庭法官江舸被县纪委“双规”。10天后，副院长朱新明亦被“双规”。

其后，缪建平两次被取保，又两度被羁押。江舸和朱新明亦先后被逮捕。司法调查期间，市、县主要领导在多起大会上提起该案，定性为“司法腐败案”。

2003年2月、3月，上饶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据查，叶财兴和盛正科都是余干县农民，他们在县城集贸大世界各开了间小饭店，两家相邻。2001年4月29日，两家为琐事发生冲突，盛正科之子和叶财兴之妻余细火受伤。在县城公安分局协调下，盛家被要求赔偿叶家900元。

盛正科认为不公，找到与妻子朱再根同村的县法院副院长朱新明。结果，在没有伤情鉴定的情况下，县法院告申庭受理了盛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将案件移交刑事庭，但被刑事庭退回。随后，朱新明问缪建平，他亲戚的儿子头被打昏了，能否鉴定为轻伤乙级。但缪建平只作出了轻微伤甲级的法医鉴定。告申庭将此案转给民事庭。

民事庭调查期间，盛正科多次找到朱新明、承办法官江舸和缪建平，说医生讲有脑震荡，能否把鉴定(重新)做过。缪答复“脑震荡认定要从严把握，要有在场证人证实被打昏”。8月10日，不在冲突现场的彭仁献、高国才二人，在盛正科授意下，向江舸证明“盛小乐被打倒在地，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此后，证人朱家荣再次来到民庭，改变了第一次证词，作出与彭、高类似的陈述。

8月29日，缪建平复检得出盛正科儿子轻伤乙级的结论。盛正科据此再次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庭审理期间，叶财兴表示愿意赔偿对方3000元，盛也表示同意，后因余细火不同意未果。

庭审中，因余细火对法医鉴定持有异议，刑事庭承办法官于2002年4月1日带诉讼双方到上饶市中院对盛正科儿子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鉴定期间，叶财兴接到代理律师的电话，说鉴定可能维持原来的结论。4月7日，叶服毒自杀。

检方认为，三被告人在主观上均具有徇私枉法的故意，虽无明显的语言共谋，但各自清楚自己的目的和行为，并且在行为中通过互相打招呼，各自实施自己的行为，形成共谋，属于在犯罪过程中形成的心领神会、互相配合的共同犯罪。

对此，江舸辩称，他叫盛正科提供证人证实其诉状中的情节，是履行法官的阐明权，但自己并无指使盛叫人作伪证。朱新明只是叫他尽快办案。

缪建平称，给盛正科儿子伤情复检时，不可能知道江舸提供的证据系伪证，脑震荡法医鉴定中所谓“伤者近事遗忘的必备条件”并非必不可缺，无论是法医学教材，还是法医实践中(包括缪以前做过的鉴定)，均有此实例。

法庭上，两名法官翻供，称遭受刑讯逼供。县检察院拘传的最初34个小时里，缪建平被违法连续传唤，其违法证据被法庭认可。

而江舸无法忍受“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的痛苦，在“双规”第六天自杀。“我坐在床上，用被子挡着，把眼镜架的两支十多厘米长的铁柄拗断，再逐一打桩似的慢慢刺入左胸，自杀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2003年10月，上饶县法院作出判决：朱新明犯滥用职权罪，判刑一年六个月，江舸、缪建平无罪。2004年1月，上饶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江、缪仍无罪，朱新明改判拘役6个月，罪名仍为滥用职权。

二审法院认为，朱只是通过打招呼分别与江和缪联系，“没有证据证明”他要求江取假证，“没有证据证明”他要求缪建平作违法鉴定，江和缪之间，并没有彼此表示要违法帮朱的忙，因而，公诉机关认为他们三人“心照不宣、默契配合，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是“证据不足”的。

再审亦无罪，赔偿杳无音

与当年主办检察官口角，遭其兄带一伙人持铁棍上门武力相对。“闭门”在当地民间被认为是奇耻大辱

2004年5月，在无罪释放4个月后，江舸、缪建平向余干县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另外，江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支付身体、精神损害补偿费及律师费45万元，缪要求支付16万元。

此前，两名法官已持续向有关部门上书，要求追究主办检察官的责任，包括违法连续拘传、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

他们没有等到任何答复。相反，这年11月，江西省检察院对此案抗诉，案件进入再审阶段。

8月31日，两名法官终于在县检察院得到回复，“检察长说最迟9月底10月初之前，一定启动国家赔偿程序。”但9月30日，“他们又说，省检来电说还要再抗诉。”

事实上，检察机关至今并无抗诉。

9月，县纪委一名副书记找到缪建平了解情况，缪打听到，市主要领导在他的举报信上已经批示，县纪委正在调查，但后来再无实质进展。

10月，缪建平和江舸来到上饶市检察院申请赔偿复议，与一名处长发生言语冲突，“几乎要动手打起来。”两个月期限过去，仍然无答复。

他们等到的只有，省高院维持原判后，余干县直机关工委姗姗来迟的一纸决定———被免于党纪处分。

2006年1月10日，两人向上饶市中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但至今，两年多过去，依然杳无音讯。

5月10日，在县法院大厅，缪建平碰到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刘新娥———她曾是调查缪案的主办检察官。缪建平对她说：“我去检察院办事，几次都要我出示证件登记，来到我们法院也请你出示证件。”双方发生口角，被众人劝开。

当晚8时左右，缪建平在外接待外地法院来人，一群身份不明人员来到缪家，高声呼喊要缪出来，并打砸铁门。缪建平猜想与白天事情有关，打电话给法院院长，院长表示会与检察院检察长处理好此事。

不明身份者离去后，缪建平回到家中。法院两名副院长和检察院纪检组长也来到缪家进行安抚，表示再也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但第二天早上7时不到，一伙身份不明人员再次围堵缪家门前，刘新娥哥哥就在其中。据缪建平说，这伙人头戴头盔，手持铁棍，刘新娥哥哥高喊：“刘新娥弄得你坐牢没坐够，今朝我捂(打)死你!”他们把铁门砸开，但被邻居劝阻和及时赶到的110巡警制止。缪建平岳母在惊惶中把左脚扭伤。

刘新娥对第二次围堵予于承认：“家里人去了，弄坏了锁。”她将此归咎于缪建平的责任：“他在法院大厅里当众侮辱我，在楼梯间还打了我，只是没有旁人看到。”

刘新娥认为，当初即使办的是错案，也不是个人错，是单位错。

在余干等地，一伙人上门武力相对叫做“闭门”，民间认为是这户人家的奇耻大辱。对于此次事件，余干县委先是拿出一个协调意见，要求缪赔礼道歉，刘再赔偿他50元门锁损失费。刘新娥表示满意：“领导从大局着想，还是公正的。”

之后，与以往每次努力之后一样，又是不了了之。

“黄金年华拖在了这起冤案上”

被“双规”前，缪建平刚获得省高院颁发的“人民满意的好法官”荣誉，江舸也被县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缪建平无罪释放后，很少去上班，除了为国家赔偿之事奔波，多在家里休养。他说，检察官讯问他时，多次警告他，“不按我们要求承认，就送你进看守所，让你和你审判过的犯人关在一起”，10个月牢狱之灾让他精神受到刺激，身体不好，有时想起往事，眼前发黑，似要晕倒。

今年起，江舸虽仍去法院，但不再办案，因为“阴影时刻缠绕”着他，他无法保证冷静断案，“作为一名法官，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又怎么去维护别人的权益?”为此，在一次单位大会上，他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不务正业。”

两名法官对国家赔偿看得很重，“作为法官，应该得到这基本的公道。”另外让他们委屈的是，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无罪释放，只是因为得到了法院“自己人”的照顾，而检察院一直对此不服，只有对方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实施国家赔偿，他们才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清白。

被“双规”前，缪建平刚刚获得省高院颁发的“人民满意的好法官”荣誉，是县法院排名第一的科级后备干部人选，江舸也被县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6年过去，县城郊区已另造新城，县法院变身成一栋超豪华大楼，身边的同事包括当年主办检察官接连升职，2005年县检察院还被评为全国先进检察院，而缪建平和江舸还在“原地踏步”，“我的黄金年华拖在了这起冤案上”，缪说。

6年过去，熟悉此案的有关领导也纷纷升迁或调离，两名法官发现，领导们原来所谓“解决”的承诺，实际上就一个字———“拖”。

县法院上一任院长临走前，分别对两名法官表示歉意，江舸说，送走院长后，他绕着法院大楼走了半圈，无声流泪，“我听出他的无奈，想帮助我却有说不出的阻力。”

最近，现任院长对他们的表态是，会督促中院赔偿委员会审理，但结果如何不是他能掌控的。

与4年前一样，余干县检察院和上饶市中院再次婉拒本报记者采访，后者的理由依然是———“需要省高院颁发政法记者采访证。”

江舸也承认：“我压力太大了，可以说，我过的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有时想到国家赔偿毫无进展，就会有发疯的感觉。还好，我的家人给了我最大安慰。”

有一次，单位领导告诫他，向有关组织反映问题时脾气不好，要注意方式方法，江舸就顶了一句：“谁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他。”

县法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透露，大家对他们俩原来很同情，但他们好像总是责怪法院没有尽力解决，有些人就生厌了。

缪建平和江舸似乎也在有意和原来熟悉的圈子隔开，他们更换手机号码，轻易不告诉别人。而原来，他们都是喜欢扎堆的人。

坐在咖啡馆里，江舸谈起国家赔偿来心态复杂，有时振臂高声说：“相信法律，相信组织，”一会儿又语气凄凉，“感觉人往下坡路走，越走越滑，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最后他说，实在不行就进京上访，“原来我们一直很克制，就怕影响了法官和法院的形象。”

在中国，像缪建平、江舸这样为争取国家赔偿而不得的人屡见不鲜。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赔偿制度隐含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缪建平说，余干县检察院迟迟不愿实施国家赔偿，就是担心赔偿之后，当初案件主办检察官将遭受错案责任追究，甚至有清除出检察队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