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法已经实施了14年，1995年出台时被誉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2008年10月，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本次是第三次提交审议。
在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巡视员、副局长何绍仁透露，决定草案未提交表决的原因是，在审议中，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草案的有些规定，如“赔偿原则”和“赔偿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草案拟继续深入研究、修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决定草案尚有三大焦点问题需要解决。
胥敬祥，河南省鹿邑县杨湖口乡闫胥庄农民，从1992年起，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他被错捕、错判，含冤入狱13年，于2005年3月15日被无罪释放。2005年6月，他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最终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刘品新曾评论说，现行国家赔偿法给司法机关“规避责任”留出了太大的空间。
学者所诟病的，其实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赔偿原则———“归责原则”，即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因为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一规定中的“违法”二字，决定了我国国家赔偿的基本原则为“违法归责原则”。据此，即便胥敬祥案的结果错了，但是如果司法机关能证明自己办案的法律程序没有错，胥敬祥便得不到国家赔偿。
对此，委员们也有不同意见。本次分组审议中，周声涛委员表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利用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但是在处理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和严重打砸抢烧事件时，为了平息事态，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在紧急情况下，“该抓的抓了，抓了以后，通过甄别，该放的就放”，对此，“适用国家赔偿法，操作起来有难度”。
记者注意到，决定草案第十九条规定了七项免责情形，其中第四项是新增的一项，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基于同一违法事实，依法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处分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我认为这既谈了刑事处罚，又谈了行政处罚，完全是两回事。这样规定的话，可能会使有些机关免责。”严以新委员直言不讳:“这是一个矛盾，建议删除这一项。”
日前发生在上海等地的“钓鱼执法”事件备受公众关注。在分组审议时，陈秀榕委员建议，在本法中加入可对“钓鱼式执法”等不正当取证的行政行为提出国家赔偿的规定，以严格控制类似不正当行政行为在一般行政事件中的滥用。
最高立法机关关注民生，紧扣社会热点，不止于对“钓鱼执法”的关注。今年初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也引起了委员们的深思。
记者看到，决定草案新增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草案三审稿还将“看守所”也纳入了赔偿义务机关范围。相关条文修改后，刑事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由原来的“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变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
在本次常委会审议期间，也有学者对“看守所”列为赔偿义务机关有不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王贵松表示，无论从看守所的主管机关(公安机关)还是从其自身职责上来看，将其认为是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赔偿义务机关都是顺理成章的，没有必要再“纳入”，这一修改属于“可改可不改的内容”。
“对受到伤害的进行经济赔偿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死亡的也一样给予经济赔偿，我认为值得推敲。”杨永良委员认为，修改后的行政赔偿的范围中，5项里面有3项都涉及“死亡”，如第三项便是“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如果打死人以后给点钱就完了，相当于“花钱买命”，往往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他建议对“死亡”这两个字给予慎重考虑。
另一项“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规定，体现了最高立法机关的人文情怀，即草案明确列入的“精神损害赔偿”。草案一审稿、二审稿和决定草案均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草案二审期间，何晔晖、姜兴长、范徐丽泰等委员认为，草案的这一规定较原则，随意性大，操作性差，法官的自由裁量与当事人的请求之间存在扯皮空间，建议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细化，进一步明确具体计算标准。
在10月27日决定草案提请审议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表示，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问题，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部门和法律专家反复研究认为，考虑到国家赔偿案件情况千差万别，非常复杂，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在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不宜在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可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现有的国家赔偿程序不合理，因为需要赔偿义务机关‘自证其罪’。”11月1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程序，要求侵害单位自己承认侵害行为，并出具书面文字，再进行赔偿，这就相当于要国家机关“自己打自己耳光”，实在太难了。老百姓不得不反复申诉、反复上访。
记者看到，决定草案还新增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发现违反本法规定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意见，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
吕薇委员赞同草案的这一修改，她认为，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赔偿委员会进行监督的权力，“对解决法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对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戴玉忠也告诉记者:“这一规定体现了宪法确立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是新确立的刑事赔偿救济方式。”
吕薇建议草案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监督措施和手段，即在草案第三十条再增加一款:“人民检察院依照前款规定履行职责，有权调查有关情况，调取案卷等有关材料”。
不过，在分组审议中，对决定草案现有的赔偿程序方面的规定，有委员提出了不同建议。“现在的赔偿决定程序在法律性质上不是很清楚。”姜兴长委员说，根据现行规定，法院的赔偿委员会采取的是决定程序，而不是审判程序，这就带来三个问题:决定程序不是公开进行的，缺乏公信力;没有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辩论，当事人的诉权不能完全保障和实现;决定程序实行一决终局制，而不是两审终审制，如果决定有失公平，当事人不大可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
姜兴长进一步建议，在法院设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审判机构(如国家赔偿审判庭)，把国家赔偿案件作为一类法律纠纷案件，通过诉讼程序来审理和判决，并入统一的诉讼程序和审级制度系统之中。
“大家认为赔偿的程序还是比较繁杂，赔偿时间大概要9个月。在实践中，一个赔偿案件走下来可能要1至2年。建议更多从人文关怀方面加以考虑，在时间和程序上予以缩短和简化。”分组审议时，列席本次常委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周家贵表示。
关于举证责任，陈秀榕委员说:“鉴于国家赔偿案件双方为公民和国家机关，处于不对等地位，建议将主要举证责任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