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贪利型职务犯罪中言词证据的运用思维导图

清风和酒

202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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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处罚法

治安处罚种类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从这一定义出发，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行为都违背了一定的职责要求。根据渎职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贪利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权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二是擅权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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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一、口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叫口供，目前，我国司法界对口供存在以下两种倾向，一是过分迷信口供。我国是一个重口供传统的国家，这种诉讼文化心理已经得到司法人员的的普遍认可。司法人员认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的原因在于一是口供与其他证据相比提取的方法相对简单，不需要太多的高科技含量就可以取得。其次司法人员坚信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是否犯罪是最清楚的。如果能从犯罪嫌疑人嘴里获得证据无疑是真实可靠、值得相信的。口供相对于其他证据而言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再次在刑事案件初发阶段，通常没有其他证据可供收集，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通常是比较容易发现。加之，我国司法实践中习惯“先抓人，后破案”。先抓人的目的就是首先获取口供，通过口供再去获得其他证据，最终侦破案件。最后获取口供经济成本小，与获得其他证据相比不需要有较大的投入。从诉讼效率的角度看，用口供定案比用其他证据定案具有经济性。同时目前治安形势比较严重，依靠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去查证犯罪，有利于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二是轻视口供。认为在诉讼中口供是可有可无，甚至提出零口供的主张。出台零口供的最初目的或许是为了降低口供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抑制刑讯逼供，迫使侦查、起诉机关通过口供以外的证据来证明犯罪。零口供出台有利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零口供规则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七种证据中的一种，如果检察机关将其视为零，无异于取消了一种法定证据，有违法之嫌。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必须讯问被告人，如果实行零口供，那么它也就不必再讯问被告人，这在程序上是否合法?检察机关对行贿受贿案件侦查，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在实践中几乎办不下去。口供作为法定证据中的一种，它对查证犯罪打击犯罪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与动机的证明，没有口供几乎是很难证明，因而在诉讼中过分迷恋口供不对，但忽视口供在诉讼中所起的应有作用也是不正确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首先应该承认口供是法定证据中的一种，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不能把它视为零口供，但也不能过分迷恋口供。对口供的正确态度是不轻信，口供陈述的内容不论是有罪供述，还是无罪辩解，办案人员不能轻信，其陈述内容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之后才能采信。不轻信口供是指对口供的采信首先要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口供与当事人有切身的厉害关系，其所陈述的内容往往真假混杂，如果轻信口供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不轻信口供是指对没有经过其他证据补强证明的口供不能轻信，如果口供得到了其他证据的补强被证明的可以相信的，当然可以采信。其次口供往往是侦查机关在特定场所特定时间，没有外界介入情况下取得的，难免有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口供是在非意志自由情况下陈述，往往容易失真，因而对口供不能轻信。不轻信口供亦不等于不信口供，真实的口供具有其自身的独特的诉讼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是其他证据难以企及的，它能够全面真实客观的揭视案件事实，查证犯罪，保护人民。同案犯的口供还能有助于司法机关迅速阻止其他正在发生的犯罪。不轻信口供也不等于不要口供，口供是我国刑诉法规定七种证据中的一种，不能随意取消它，取消口供无异于浪费了打击犯罪重要资源，通过口供能够获得其他有益的证据，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同时真实口供也有利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

二、证人证言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一种基本形式，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就是了解案情的人对其所见、所闻、所知的事实或情况，向法庭所做的陈述，一般情况下表现为言词，即口头证言;书面证言是其特殊形式。由于证人证言这种证据形式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它又可能成为在诉讼活动中最不稳定、争议最大，从而证明力最弱的一种证据形式，许多案件错判就是由此而起，因此，在诉讼活动中如何正确理解、使用、采信证人证言，对于我们在整个诉讼活动中能否严格依法办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对于维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法定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由于证人证言容易受到主客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极有可能存在不真实或有意作伪证、假证等情况，所以刑事诉讼法不仅对询问证人的场所、方法以及对证人的询问、质证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明确的规定，而且同时强调“必须”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笔者认为，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审查证人作证的场所、环境及其是否受到外界干扰。要查明证人是在什么场所、环境下提供的证言，在宽松的环境(如单位、住处等)下作证，相对于在紧张的环境(如侦查、检察机关指定的宾馆、饭店等地点)下作证，真实性较大，否则相反;如果证人受到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受到指使、收买等对外干扰，就有可能提供虚假的证言，应当认真审查，特别是注意应当在开庭时进行询问、质证，以便查明其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

第二，审查证人及其亲属与案件当事人(受害人和被告人)和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如果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就小;如果没有利害关系，则证言的真实性就大，可靠程度高。

第三，审查证人证言的来源。要查明证人是怎样得知案件的有关情况的，是本人直接感受的，还是间接得知的。一般来说，直接感受(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而提供的证言，真实性相对大一些;而间接得知(道听途说)所提供的证言，则真实性相对较小。

第四，审查证人自身感知能力(如视觉、听觉等)以及案发时的客观环境(如距离、光线、时间等)因素，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有影响，一定要认真审查，仔细判断。

三、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对使用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法取得的人证，包括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一律排除其适用。当事人或辩护人、法定代理人提出侦查、公诉机关存在上述情形并提供初步证据的，由侦查、公诉机关对其取证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上述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人证具有易变性，非法取得的人证可靠性更差，还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禁止上述证据的采用，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侦查、公诉机关一般应被视为依法行使权力，其取证也应如此，故对其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如果提出举证行为违法，则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然后由公诉机关举证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

综上，正确理解与适用贪利型职务犯罪案件的言词证据对于公正执法，严力打击职务犯罪，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意义重大。为此，笔者建议应该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从而有力打击职务犯罪。

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法院钱玲张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