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灵活就业是成都社会劳动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失业农民、下岗职工和新型农民是女性灵活就业群体的主体，尤其农村社区女性灵活就业比例更高，但目前的女性灵活就业仍处于“三强、三弱”状况，滞后于成都三次产业快速发展的形势。
(一)发展势头强，市场份额大，但从业主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弱。灵活就业已成为代表成都市劳动力就业市场发展的基本方向。到2007年底，成都市就业687.13万人，其中城镇各类非单位就业(即为灵活就业，是与传统正规就业相区别的各种就业形态的总称)占社会劳动就业的比例高达60.9%，占据社会就业市场的最大份额。1979年-2007年，成都市城镇非单位就业的社会就业占比与成都市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y=0.0021x+7.6331，R2=0.9251)，相关系数达0.9251。但同时，灵活就业样本结构分析表明，灵活就业人数中主要为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和新型农民，这部分人年龄结构偏大，主要集中在31-50岁的年龄段，且女性比重较高，就业弱势群体特征明显。
(二)政府认可度强，思路措施较多，但统筹推动和扶持力度较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从上至下各级都出台有支持和扶持灵活就业的各种政策及措施，成都市也分别采取了对从事灵活就业的困难群体进行社保补贴、开展各种技能培训、开发城镇道路交通协管员和卫生监督员等大量灵活就业岗位等政策措施予以扶持，同时还积极组织建立了如郫县安靖镇“蜀绣”、新都新繁镇“棕编”等为代表的女性灵活就业示范基地。但目前成都市对灵活就业的人员数量和规模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统计标准和情况分析，统计上也没有把大量未进入农村集中居位的失地农民纳入登记范围;社保补贴政策门槛高且涵盖面窄，补贴只限于政策所界定的少数的灵活就业中的困难人员，如2008年，成都市为此支付了两亿元左右的社保补贴，居各项政策补贴之首，但仅有约24.4%的创业者和12.6%的就业者享受到此项政策补贴。
(三)女性从业意向强，依附低端产业多，但持续发展能力弱。据调查，人数占灵活就业总数的55.1%，尤其在农村社区女性灵活就业率更高，新农村试点社区中占到了67.5%，反映出女性灵活就业意向强。女性灵活就业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产业化基地、手工作坊、私人加工制造业、企业外包、街头摊贩、社区市场零售、各类便民摊点等岗位及其依附产业，“弱资本、低技术、强劳动”的特征明显，加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主要为初中文化程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女性灵活就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研究表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会大幅降低正规就业岗位，多样的灵活就业形式将是就业市场发展的基本方向，灵活就业量也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而目前成都市女性灵活就业发展较为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一)发展灵活就业尚未形成社会共识。在社会认识层面，受多种因素影响，灵活就业的社会歧视、雇佣歧视现象广泛存在，灵活就业衍生为低端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代名词。加之女性灵活就业群体收入水平总体上偏低、累计劳动时间又较长，70%以上的灵活就业群体没有购买社会保险，导致灵活就业女性在心理上缺乏安全感，阻碍了高素质、具有高学历或高科技女性劳动者积极进入灵活就业领域。
在政策认识层面，灵活就业还未成为政策关注的主流，对灵活就业的统计还处于“空位”，城镇灵活就业补贴仅立足于城镇登记失业人口，难以反映全市灵活就业现状，也更难准确把握女性灵活就业相关信息，整体推动和统筹指导力度自然不够强。特别是对适应女性灵活就业的产业的规划、投入和扶持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
(二)现行政策与目标群体间缺乏有效对接。对应的受益人群对现行相关鼓励政策知晓率不高，且针对性不够强，特别是针对今后更多农村剩余女性劳动力的灵活就业扶持措施还很欠缺。一方面女性灵活就业群体具有强烈的创业意愿，但事实上她们又缺乏对就业扶持政策的了解，有的创业者知道政策但不会利用且手续繁琐，这实际上表现为政策服务不充分、对扶持创业的小额信贷和创业基金利用不充分。另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花费巨大的就业技能培训项目，但缺乏针对性、偏离目标群体的真实需求，表现为“形式培训”“数字培训”“部门培训”，即使经过此类培训的劳动力仍然不具备上岗的能力。
(三)就业群体缺少交流沟通和有效组织。就业技能不足是女性灵活就业群体面临的主要约束，而有效的技能培训能明显提高下岗女职工的再就业水平，其作用对从事低端灵活就业群体尤为显著。但成都市女性灵活就业的从业人员流动性强、自由度大、分散特征明显，特别是土地流转后没进入农村集中区的失地妇女更是缺乏交流沟通平台和组织载体支撑，严重影响其对就业信息的把握和职业技能的提高。从崇州劳务合作社的自发成立和成都几个女性灵活就业示范基地的运作情况看，迫切需要有效平台或组织来推动和促进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尤其女性进行就业。
根据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每年将有50万亩土地流转，让约38.5万劳动力(其中女性劳动力18.8万，占48.8%)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其他行业就业。在当前总体就业压力重、结构性矛盾尖锐、正规就业岗位不足的情况下，占农村劳动力60%以上的农村妇女由于自身素质和家庭效用最优化等因素，迫切需将灵活就业作为获得收入的来源和参与社会的手段。
(一)加强宣传引导和政策指导，营造健康发展的社会氛围。一是启动灵活就业宣传指导，组织社会讨论，转变观念，引导社会正确认识灵活就业。二是大力宣传成都女性灵活就业成功模式，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三是尽快制订促进成都市灵活就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措施，扶持女性灵活就业，特别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四是建立覆盖到点的就业政策信息网络，提高就业扶持政策的知晓率。
(二)扩大政策扶持覆盖面，强化对灵活就业的公共服务。一是完善就业统计标准和体系，将土地流转后的所有失地农民都纳入就业登记，扩大就业服务范围。同时，深入分析研究成都市灵活就业的状况，细化相应政策，进一步增强灵活就业扶持政策的针对性。二是明确灵活就业及其从业者的法律地位，切实保护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上海灵活就业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将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作为劳动者自主创业的一种组织形式进行明确。三是扩大灵活就业鼓励政策的受益人群，将土地流转劳动力都纳入可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范围，根据所缴的养老保险类型实施差别补贴，并在土地流转合同中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内容。
(三)建设特色园区，打造适应灵活就业发展载体。为适应农村妇女就近就便灵活就业的现实需求，各区(市)县可立足区域发展定位，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灵活就业创业街(园)区。一是在产业规划上，积极发展妇女参与程度较高的特色产业。二是在资金支持上，对能带动农村妇女灵活就业的产业项目应优先给予倾斜。同时筹建专门支持女性灵活就业的发展基金。三是在项目发展上，对产业化培训、灵活就业基地建设等农村妇女参与度高的项目进行大力投入和特殊扶持。
(四)积极发挥妇联等群团优势，组织和推进农村妇女灵活就业。一是依托妇联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鼓励和引导农村妇女灵活就业的自发组织行为，提高灵活就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二是赋予灵活就业组织实体的相关就业服务管理职能，可将女性灵活就业基金监管、产业扶持资金申报审查、项目论证、社保补贴审核等程序将这些组织实体，既调动社会组织参与发展灵活就业的积极性，又降低行政服务成本。三是加强妇联等群团组织更主动承担促进女性灵活就业的社会责任，主动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合作，建立健全女性培训服务体系，为女性劳动力提供针对性更强、适应能力更高的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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