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一种情况，一方面企业竞争力可能不断减弱，另一方可能使得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变得像以前在国企那样失去向上的动力，自身的能力不能得到提升。对于第二种情况，劳动者将不得不经常变换岗位，甚至变换行业，所学的一点技能不断被放弃，其能力的积累性就变得非常差（也许有人会责问：劳动者不断变换岗位，不是正好可以迫使他们学习更多的技能么？我们知道，新劳动法保护的低层次劳动者，这次低层次劳动者，迫于生活的压力，有多少有时间或者金钱去参加劳动技能培训？）。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在新劳动法的体系下，由于员工长期雇佣预期的不确定性，企业对于员工培训的投入，将变得更加慎重。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不利于对于中国产业升级。
目前，中国绝大部分行业集中度很低，还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关于劳动力的竞争也变得激烈起来，劳动力市场正由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目前，在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同时存在民工荒的情况。这一点和西方社会大不相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行业非常成熟，行业集中度非常高，员工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其更换工作的成本变得非常高，企业解除雇佣关系，对员工的伤害就很大。另外，中国企业平均寿命7-8年，由于资产市场发育不完善，企业更多的是直接倒闭，而不是被收购；而在欧美国家，由于资本市场发达，企业经营不善，更多的是被收购，员工利益可以继续得到保障。新劳动法，试图将弱势劳动者的风险转嫁到本身风险就很大的企业身上，显得不切实际。
我们知道，从个体上说，决定劳动者收入的根本因素，是其自身的竞争能力。在劳动力市场转向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劳动者自身能力决定着自己的收入。而劳动者自身的竞争能力，不仅仅相对于国内同胞们而言的，也是相对于印度、越南、巴西的员工而言的。因为由于中国经济外向依存度非常高，国内的生产要素成本，直接体现为国际竞争力，传导性非常高。国内劳动力市场经过新劳动法的扭曲后，肯定有很多企业，要不因为劳动力成本问题（加上汇率的影响），无法维持，将好不容易得到的国外订单转给其他国家，要不将工厂外迁。无论哪种情况，我想都不是立法者愿意看到的。
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比如黑煤窑非法用工，比如拖欠员工工资，比如因为劳动保护不到位而造成的职业病问题等等。立法当然要完善，但执法问题更严重。对于提升劳动者收入，保护劳动者权利，我本人很赞成章星球的观点，国家应该通过培训提升劳动者自身的技能（实际上，浙江一些地区，比如萧山，几年前已经开始对提升劳动者技能的企业和培训机构，给予一定的补贴），来保护劳动者权益。新劳动法，并不能直接或间接促使劳动者自身价值的增加。相反，它以调节企业主和劳动者的利益关系为支点，以压缩企业自由雇佣员工的空间为手段，大大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在劳动力市场相对公正，无需调节的情况下，却去调节市场交易行为，最终会伤害交易双方，当然会伤害劳动者权益。
新劳动法的推出，出发点非常好，但在路径选择上，却非常糟糕。人因禀赋教育不同，有强有弱；绝大部分人，随着机能的衰退，也会逐渐由强变弱，这属于一个社会的“系统风险”，是必须要去管的。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职业培训也应属于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来保护这些弱者，来防范系统风险。国家通过劳动法，将本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转嫁到企业身上，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新的劳动法的推行，肯定不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产业层次的高低，是决定劳动者获益高低的最根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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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蓝时见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