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各个方面对再就业问题以及就业问题形成了极大的关注。社会各界都关注就业问题，这是好的动向，因为在我国经济的全面转型中，人们确实应该关注就业问题，而且应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保证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但是，我们不能过度地夸大就业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将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与企业之间的纠纷，都看成是因为就业出了问题。尤其是不能消极地看待就业方面的问题，不能因为就业方面有问题而减缓改革的力度，特别是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我们不应该把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过程中的利益磨擦混为一谈。
在就业问题上，我们应该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要使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寻找就业机会。农民的就业并没有过多地依赖政府，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也并没有完全依赖于政府，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为自己创造就业机会，现在有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有种倾向，就是更多地要求政府为自己解决就业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向两个方面寻找就业机会，一个是向政府要，一个是向市场要，当能够从政府手中比较容易地获得就业机会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向市场要了，因为向市场要就业机会，是要付出更大的艰辛的。但是， 当人们向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时候，必然会推动经济的真正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引导人们向市场要就业机会。
政府对就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不能把再就业数量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指标，因为这样一来必然会使各地政府排斥外地人员在本地区就业。评价政府对于就业问题的贡献的标准，应该是对就业机会的创造，创造就业机会是政府应做的事情，是评价政府政绩的指标，至于哪些地区的人就业，则是就业者之间的选择和竞争问题。我们应该防止有的地方因为就业压力加大而清理外地人员及民工的倾向的出现。任何地方政府，无论何种原因，清理外地人员及民工的倾向都是不对的。
在评价目前的就业形势中，我们确实应该看到就业机会的增加比前些年降低了，但是在这里要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就业的人数的增长速度似乎减缓了，但是隐性就业的人数却在增加。在现实生活中，有隐性失业的问题，也有隐性就业的问题，例如非单位就业，非组织就业的现象就是隐性就业，而这种非单位就业、非组织就业的现象已经很多。家庭雇佣保姆、个人雇佣秘书等，都并未在公开就业人数中显示出来，属于隐性就业。
我国宏观经济已从短缺经济转向相对过剩经济，因而必然会因为市场的相对饱和而给就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这种过剩经济只是相对的，只是从现有购买力的消费状况来看待生产的，如果抛开现有购买力，从真正的消费需求来看，我国还远远不是过剩经济，例如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并不是消费已经达到了饱和，而是还有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因此，为了推动生产，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应该提高农民的收入，尤其是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如果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能够加快，必将为我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说，解决农村问题，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是我们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以及全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一环。
我们在目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中，注重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是对的，但还应该要注重对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支持，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农村城市化的建设。同时，我们应该调整对农业的补贴方式，使国家对农业的补贴，真正能够流入农民的手中，从而使农民的收入相对提高，从而推动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最终为农村和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使我国经济在转型中而不至于造成过大的就业压力。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的过程 中，必然会出现就业压力加大现象，而要减少就业的压力，就必须注重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应加大对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在我国这样一个还未完成农村向城市化转变的国度中，更应该看到农村城市化建设对减轻就业压力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应该通过推动城市化进程而解决就业问题。
我国的产业结构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是必然的。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虽然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志，是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的标志，但它必然会带来就业机会减少的结果。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发展而弥补因为产业结构转型所引发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弊端。一般来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必须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只有通过发展服务业，才能真正解决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机会减小的问题，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服务业包括四个方面：产业服务业、企业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业。这四种服务业在我国有巨大的潜在需要。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来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
在讨论就业问题时，许多人认为因为收入差距拉大而导致了就业压力的增大，因而认为只要缩小收入差距，就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笼统，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随着有些人的收入的增大，这些收入增加的人个人生活就会越来越社会化，这些人的个人生活的社会化，必然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有的作家会因为自己收入的极大增加，而把自己的生活中的事情和工作中的具体事务交给别人去干，去雇佣个人秘书、雇佣保姆、雇佣法律顾问及理财顾问等，自己专门从事自己的专业，从而就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不能笼统地认为收入差距拉大，就会减少就业机会。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社会收入差距的过大，都需要调节，但是应该注意正常的社会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不能不加分析地批评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应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是很大的，在其他条件平等的条件下，也会产生人们之间在收入上的很大差距，对于这种能力差距以及这种能力的差距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我们不能不承认。人本主义并不是指人们之间在收入上都是一样的，人本主义的实质是尊重人权，而不是指人们之间在收入上是一样的，因而不能随便地不加分析地批评收入差距。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应有的正常的收入差距，恰恰为人们就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因而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还应该看到收入差距对就业的贡献，不能对正常的收入差距过于仇恨，不能过度地批评收入差距。
目前在讨论就业问题中，有人认为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带来了就业的困难。我国目前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距，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地区差距，为我们带来了就业的困难，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地区差距，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例如，珠江三角洲的大力发展，每年为全国带来了几百万人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不能把地区差距拉大同就业问题对立起来。
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差距甚大的国度中，地区差距是必然的，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地区之间的均等，如果要强行使各地区之间无差别，其结果必然会增加就业的压力。我认为，东西部差距的缩小，在于人员的流动性，西部人员流向投资环境好的东部就业，也是有助于东西部的差距缩小的。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就解决就业问题来说，人员流动要比转移支付更为有意义。
我国应该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应该看到，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不可能把社会保障水平提得很高，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尤其是应该看到，若社会保障水平定得太高，势必会影响就业机会的增加，因为有的企业会因为社会保障基金的缴纳而减少就业机会。
最近不少企业向笔者反映，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缴纳的水平太高，因而他们宁可增加在业人员的奖金，也不愿多雇佣员工，因为为在业人员增加奖金、调动在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要比多雇佣新员工合算。由此可见，对于社会保障的基准，不能提得太高，为了增加就业机会，保证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是应该的，但不能不考虑国情，而随意提高社会保障基准。社会保障的水平不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国家的国力决定的，因而不能离开国力而谈社会保障问题。
一般来说，为了增加就业机会，政府应该放松管制。尤其对我国来说，更应注重这一点。我国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企业审批制度、税收制度等，都不利于扩大就业机会，因而必须要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真正放松政府控制，从而为扩大就业机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目前企业界普遍反映税收过高，不利于企业发展，因而不利于扩大就业机会，尤其是政府对企业的审批及审验制度等，对企业控制过死，导致企业成本过高，限制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从而当然减少了就业机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应该放开的投资领域，我们却迟迟没有放开，例如教育等领域，应该彻底放开，从而增加社会的就业机会。大家知道，企业缴税和创造就业机会，都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但我们不能让企业既要缴纳高税收，又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有的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主要是纳税的，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多，例如技术及资金密集型企业，而有的企业对社会贡献则是主要提供就业机会的，缴的税并不多，例如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因此，我们应该对不同的企业有税收差别政策，放开过度的政府管制。
放松政府管制，要求应一视同仁地对待民营企业，不能歧视民营企业。对政府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税收和就业机会，只要能提供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的企业，都是政府应该扶持的企业，至于企业是谁的，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都是不重要的，因而政府应该放松对民营企业的过度干预，使其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