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土地制度创新方式,由于存在非农企业圈占土地,以及入股农民利益不一定得到保障等可能,部委层面有一定的分歧,所以现在更强调的是土地制度多种形式的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事后,重庆和成都把更多精力转投在盘活现有存量建设用地上。盘活的办法选择是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挂钩。
一个通行办法是拿出原农村宅基地的20%左右,集中兴建新型农村社区,腾出的80%左右复垦为耕地,其土地指标,通过城市的购买被置换为该城市的建设用地。这样城市既破解了发展的土地瓶颈,农村也得以对农业规模化经营。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则提出,要把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挂钩工作,作为统筹改革中土地制度创新的突破口。
在此次调研中,徐绍史表示,必须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明晰产权,规范流转,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要坚持科学规划、农民自愿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
杜志雄解释说,土地流转需要基础制度的支撑。一个是权利的明晰,即农村土地产权登记到位,二是需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途管制并有很好的执行体系,但目前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还没获国务院通过。
“如果没有制度配套,口子一开,农地非农化就无法控制,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 杜志雄说。
对于今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土地制度的创新,鉴于城乡土地二元制度导致以租代征行为大量发生,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局长董祚继建议土地利益机制需重构,重点是赋予农民对土地长期的使用权和更大的收益权、处分权;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空间结构调整,拓宽建设用地供应渠道,促进城乡统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