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商业化已经无孔不入的渗透到了我们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说过：“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而今贝尔所谓的三大领域以及三大原则也已经变得界限模糊不清。当视角转向国内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中，更会发现，我们正处于一个激烈巨变的时代，我们压缩式地渡过了欧洲上百年的历史，也正是由于时代的巨变造就了在这个时代作为主角的企业的沧海变迁。
回首中国企业漫漫三十载征途，有过骄人的成就，有有着令人深思不已的失败。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式企业败局”。
“企业兴盛或衰落、股市繁荣或崩溃、战争与经济萧条，一切都周而复始，但它们似乎总是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来临。”
任何历史事实都摆脱不了时代精神所笼罩的阴云里。在中国商业力量复兴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企业的兴衰荣辱都被打上了我们时代所特有的鲜明烙印。
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一直处于剧烈的转型时代。商业法制、商业规则也在一个逐步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之中，许多具有强烈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商人往往需要穿行于某些律法、法规的中间地带，并且，他们也将面领着不仅仅是商业逻辑本身的众多挑战，文化、社会价值观、地方政府、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等等的一切成为中国企业家、商人所无法回避的既定事实。
“投机倒把”、“红帽子”、“价格双规制”、“MBO”都已经成为一代新人陌生的历史名字之后，或许，我们更应体会到时代变迁所给以众多中国企业的局限与挑战。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舞台上始终存在着国有资本、国际资本以及民间资本三大力量的博弈。也正是这三种资本彼此间此消彼长的斗争，造就了中国企业史上最令人深思的一幕幕败局。
三大资本力量对持中，国有资本有着强大的国家意志与政策支持，直到今天，国有资本依旧有着令人可畏的力量，而国际资本则在国内一直受到税收等多个方面的“超国民待遇”，相对而言，民间的民营资本在成长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面临着商业逻辑之外的巨大风险，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一幕幕令人感概不已的“中国式企业败局”。
商业的竞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场弱肉强食的生存游戏。任何企业如同生命机体一样，始终都有消亡的一天，因为商业的本质就是一场幸存者的游戏。
失败或许是众多企业家必须接受的挑战，并且它也总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来临。那么究竟是哪些缘由导致了在不到三十年的历史间这么多令人唏嘘不已的败局呢？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我国许多企业依旧没有摆脱那种机会主义心态，他们依旧沉溺于一个个商业概念的炒作以及背后的资本运作，却缺乏那种脚踏实地的实业精神与商业理想。
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国内电视、广播等等一些列可以想象到的媒体都充斥着铺天盖地的广告。电视购物、健康广播等等一系列的广告形式成为众多企业所钟爱的，他们肆意地炒作起一个又一个的概念，却缺少一个真正的值得消费者认可的产品或者服务。
从“神奇晶片”到“MP5”，从“氧吧空调”到“胡师傅无烟锅王”，中国企业界的概念炒作层出不穷，它们披着高科技的华丽外套，成为直接进攻起人们对于时尚、健康等等心理弱点的“忽悠营销”。
在改革开放渐进的过程中，我过许多行业都缺少相关的行业标准以及监管体制，这也给以许多企业可以操作的灰色空间。他们或是冒充国外品牌，或是重金聘请明星代言，进行一番番肆意的广告轰炸。“产品没有多少质的改变，却经过概念炒作后身价倍增”。利润的诱惑以及商业道德与商业监管的缺少导致许多企业家铤而走险，走上了概念炒作的泥泞之渊。
除了沉溺于花哨的概念炒作，还有许多企业依旧摆脱不了对于广告的依赖。
在这个商业的世界里，铺天盖地的广告成为时代最为鲜明的标志之一。几乎所有的媒体在制造舆论的同时，都成为了广告的有效或无效的载体。越来越多的广告似乎已经不在宣称它们产品与服务的特质与真实，而是追求隐藏在消费内心的情感与体验：它或是时尚，或是健康，或温馨等等一切。
在这个信息永远无法对称的世界，或许商业广告的存在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但广告并不是一切，单纯的广告依赖也不可能造就令人尊敬的百年老店。
或许你会反驳说，史玉柱便是依靠广告翻身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的口号以及庸俗的动漫形象一直拥堵在了所有的电视媒体。无论这个广告是多么的庸俗不堪，甚至令人发指，但史玉柱就是依靠脑白金狂赚了3个亿，并且由此东山再起进而染指互联网游戏。
但事实上，史玉柱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广告的轰炸，更在于他那市场营销的精耕细作。他将自己脑白金通过覆盖全国各地的渠道，以及一批批行之有效的销售队伍将广告上那个“代表着健康，甚至一切”的产品铺开到全国大小卖场。
还记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届标王么？从孔府宴到秦池，从爱多到步步高，似乎他们在广告方面的努力并不低于史玉柱的脑白金。
孔府宴、秦池酒在白酒行业都缺乏历史底蕴，也缺乏成套的加工工艺，尽管依靠央视等电视台的广告效应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但是仅仅依靠从四川购回“基酒”，然后进行勾兑很显然无法获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同。
而以爱多、步步高为代表的企业则出现了偏向广告而忽视技术升级这样本末倒置的严重问题，不得不随着VCD、DVD行业的淘汰、升级也被甩出了商业竞争的游戏之中。
同样的问题似乎依旧笼罩在国内众多企业之上，他们或许有着现在的成就与市场收益。但是，过度迷信广告往往忽视了一个企业技术、运营等一系列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许依旧会出现新一代“标王”的殒落。
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质问到与会的数百位企业家。后来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回忆说：“在座的老总就开始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
除了行贿，还有非法集资、挪用公款等等一些列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众多光环下的企业家。来自西方宗教的“原罪”一词成为时下许多企业家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或许这是一个令人尴尬不已的时代。一方面，新一代中国企业家生逢其时，有着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商业、科技浪潮带来的无限的商业机遇，而另一方面，他们却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动荡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他们的不透明、不规范的环境下艰难蜗行探索。这也并不奇怪，为什么许多企业家都试图依靠“红帽子”给以自己以及企业足够的抵御风险的背景。经济体制的转型注定了这是一个“无商不奸，无商不艰”的年代。
尽管，我们并不能站立在道德标准的高度进行说教，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少数企业家由于个人的职业道德的却是而走向了罪恶，但更多企业家拥有“原罪”则是我们时代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必然产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原罪”的身份成为众多企业家光环顶上摇晃的达摩克利斯剑，它随时随地都将终结一个企业家的未来，也将终结一个企业的未来。（当然，在此我们并不讨论企业家原罪是否可以豁免的问题。）
一旦某些企业家因为与当地政府交恶，或许“原罪”将成为最为简便的一种形式，似乎很少有企业家能够摆脱出“原罪”出身。河北的孙大午因为开罪当地政府某些官员最后以非法集资的之名获罪。而在震惊全国的铁本案中，为了促使钢铁项目上线，地方政府主动为企业出谋划策，将项目划分切为各个小块，借此规避申报制度。一旦中央出台了宏观调控的政策，地方政府立即风云突变，而上述一切动作也成为了铁本案中企业家“原罪”的证据。
拿破仑的经典名言成为无数企业家所援引的对象，但“野心”与“梦想”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尽管商业也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游戏，它拥有着诸多的不确定与挑战，但企业的运营终究拥有着节制性与一定的游戏规则。
在企业运营中，如果你拥有了超越能力极限的欲望与动作，那么结果便是企业的崩盘。
商业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诱惑与想象力的空间，它足以让人都梦想自己一夜之间成为超越平凡与平庸。当然，世界上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商业诱惑的背后便是巨大的挑战与风险，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最好的与最坏的结局总是一体两面的。
“工程师+赌徒”的商业模式成为我们这个狂热的商业世纪的标志。许多企业家都着超人的直觉与运营天赋，并且有着不可遏制的豪赌情节。他们敢于在机遇面前拼命一搏，站在悬崖边上，纵身往下一跳，或是上天堂，或是落地狱。
当然，那些迷恋速度与规模的企业家们，并不是王朔笔下“过把瘾就死”的游戏心态，他们的困惑在于过度地迷恋了速度战，他们太急于在短时间内便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以至于膨胀的欲望已经彻底将自己的企业击垮。他们信誓旦旦地宣布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将自己的商业帝国覆盖各地，结果却不得不尴尬的面临着资金血液的断裂，当一切风险都迎头而来摧枯拉朽般地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之际，却只能感叹时不我与。
尽管，史玉柱矢口否认自己的豪赌性格，宣称自己是“胆子最小的人”，但他那巨人的倒塌则是膨胀欲望下的大败局典型案例。同样，顺驰的孙宏斌不满足于津门地产大王，以闪电般的速度疯狂扩张后也不得不接受失败的苦果。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笔下，曾经风光无限的成都托普CEO成为了中国企业界拥有优质土地最多的人，名副其实的IT地主。
1997年3月，回国后的宋如华在成都附近的郫县红光镇选中了一片100亩的菜花田，树立起“西部软件园”的大木牌。5月，宋如华这个将软件公司集群、产业化发展以及“西部”概念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由于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委的扶植，“西部软件园”被列为全国四大“首批国家级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也就是在一夜之间，宋如华的计划得到了最为广泛肯定，托普也成为中国最为响亮的高科技企业。
但沉溺于概念狂热与资本炒作的宋如华已经不屑于实业，他要的是“软件园效应”的迅速复制，将他的帝国覆盖全国。于是宋如华开始与各地地方政府洽谈，宣布将投入上亿元资金，修建软件园，并且承诺在若干年内引入上百家软件企业，使之成为该省市最大的科技园区。尽管宋如华宣传上亿元上至上百亿的投资，实际上托普自己并没有多少资金的投入，他依靠的是与当地银行合作的信贷协议，在拿到各地方政府所批的地之后，立即通过抵押或担保方式从银行获得资金。
正是凭借如此惊险的“空手套”技巧，宋如华在2002年便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开建了27个软件园，共占地1.2万亩，他的托普集团也膨胀到150家子公司。
慢慢地，人们开始怀疑宋如华的号称100亿总资产的公司集群，在国内某财经媒体发表了《托普泡沫》之后，宋如华的托普帝国也开始了风雨飘摇。2003年，托普的股票狂跌，随即各地银行业纷纷向托普追债而各地政府也以各种理由收回土地。2004年3月18日，托普软件发布公告称，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裁的宋如华因病辞职。
宋如华对此似乎早有先觉，于是他与2004年3月初便飞往美国。2005年5月，中国证监会宣布对他“永久性市场禁入”。托普帝国轰然坍塌，而宋如华留下的只是跨越10省12市的12家银行的巨额债务。
我国一直有着国家商业主义的传统，所以，直到今天无数的企业家还在学习者诸如胡雪岩、盛宣怀那样的“红顶商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拥有者众多商业资源的地方政府通常将会大量的资源以市场化方式出售，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博弈的技巧便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命运。
当然，与地方政府共患难易，一旦出现了利益纷争或许只能落过兔死狗烹的田地。对于众多有过成功的企业家而言，最大的挑战或许就在于如何在企业成功之际破解产权迷局，如何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美菱的张巨声退休，科龙的潘宁隐退，以及乐百氏何伯权出局，这都是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导致的结果。他们没有受得住国企MBO收购的诱惑，与主管企业的地方政府出现利益冲突，最后也只能尴尬出局。
潘宁为代表的企业家成为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灵魂，但他们遭遇到的是时代最具争议的产权问题。为了顺应市场化的发展，企业家们试图以产权明晰来摆脱对于扶植企业的地方政府的控制与影响。这也引起来企业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恶交”，一旦出现“产权明晰化在思路上的分歧”，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就开始了一幕幕博弈与斗争，而结果便是一些企业帝国的轰然倒塌。
无论市场的效益如何辉煌，对于李经纬来说，健力宝的产权症结便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一方面是李经纬对于健力宝近乎“专职性”的独立管理，他将三水市政府置于不顾，一方面则是三水市政府对于健力宝的绝对控股权，双方权益之争进入白热化。
对此，李经纬提出过以4.5亿元的3年分期付款的方案收购健力宝股份。由于利益的分歧，三水市政府断然拒绝，他们的理由是管理层收购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2002年10月，由于无法实现对自己创办企业的收购目的，李经纬在临退休前钻起财务空子，一项模糊的罪名将李经纬从健力宝的管理宝座上撤下，同时他也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这也标志着健力宝的李经纬时代结束，而张海时代开始了。
善于资本运营张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以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以3.8亿元收购了健力宝80%的股权。后来事实证明，张海其实用的是健力宝的资金收购健力宝，而他则作为一位“空手套”的高手坐收渔利。
事实证明，善于资本运作的张海却并未将健力宝带入正常的运营。他将利用健力宝的资源将大量资金腾转挪移出去，并且放弃健力宝品牌而启用第五季。经过了资本市场两年的分吹雨大，曾经风光无限的健力宝也已经奄奄一息。
2004年12月7日广东省三水市政府召开健力宝复产大会，尽管李经纬的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但他还是出现在了会场。只不过，曾经的“健力宝之父”业已苍老，坐在轮椅上的他也只能眼含泪花，仰天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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