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治不好国家的病根；又或许，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但无论如何，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繁华。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当仁宗死亡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当讣告送达辽国时，大辽的皇帝也十分难过，将仁宗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时人路过永昭陵，在陵寝的墙壁上题诗写道：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颇能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史载，有一天，他处理事务直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面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厨下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实在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的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仁宗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
仁宗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能有哪个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
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
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做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第二天，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无光。
消息从大宋传到辽国，彪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你说什么？他老人家怎么就过世了？”说着眼泪就掉下来：“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从贫民到敌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这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势。直到700年后，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满洲酋长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宋仁宗出生时，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让伸长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气--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于是他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
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你死我活，这家伙的好命，足以叫历代皇子们嫉妒。
但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他的糊涂老爹、那个签下了丢脸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儿子，越有“被害幻想症”：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吧。
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陛下还有几个儿子，能让你想杀就杀？”这才让真宗正视一个后果：杀了太子，就绝嗣了。
太子一条小命虽然保住，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弥留之际，真宗满脑子都在想：这儿子不可信，只有把权力交给皇后。
经过父亲的“严防死守”，13岁的少年赵祯即位之后，也没什么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母后”--章献太后。
权力的滋味，一旦尝到，就不想放弃；更何况，从深宫走到朝廷上的聪颖女子，前朝就有一个武则天。章献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故意问大臣：“你说，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呀？”
这个小动作让气氛紧张起来，太后和臣子开始了权力拉锯。好笑的是，双方打出的旗号都是“保护天子”。年少的赵祯，成了这两派斗争中的挡箭牌，也成了他们互掷的矛，皇位之上如履薄冰。
如果赵祯只是个昏庸的草包，那倒罢了，日子混混也就过去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时，就能一眼洞穿父亲的宠臣王若钦“实是奸邪”。这样敏锐的孩子成了“夹心饼干”，会有怎样的内心煎熬？唯一能让后世浮想联翩的是，在这11年里，他酷爱书法，一手“飞白体”，练得极为神妙。或许，练字就是练心。
也因此，赵祯成了一个异数--从吕雉到慈禧，中国不乏母后掌权，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残暴。但赵祯却有了对弱者的同情、对世事的宽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势--高潮短暂，余音很长。
他太清楚自己接手的烂摊子：老爹当年爱面子、好排场，为了弥补“澶渊之盟”里受伤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气把“五岳”都封禅了。想当年，唐太宗想封禅一座华山，都因为太贵而作罢。可想而知，宋朝的国库消耗到了何等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