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讲一下创新与我们浙江的关系。《美国商业周刊》每年都有一个排名,排出全球最具有创新性的企业,目前的排名中没有中国的企业,前20名中更看不到中国的企业。
发展有一个阶段性,但这个阶段性如何更快地演进?现在浙江人很自豪,我们生产了全球最大份额的领带、打火机、眼镜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试问我们分享的利益有多少呢?其中最大的瓶颈就是,我们实现的创新还不够多。
创新与品牌价值有很强的关联,知名品牌不是光靠拉一个名人做一个广告就能树立的,没有高度组织的、制度化的创新,就不可能形成有价值的品牌。
浙江民营经济非常活跃,但与经济增长相比,科技含量确实是滞后的。这是现阶段非常典型的情形。如何利用浙江在制度上的创新优势,去做好产品的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发展下一个阶段很重要的问题。目前,资源约束的瓶颈日益明显,我们如何再上一个台阶,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创新能力有多少。
其实中国有很强的后发优势,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跨越式发展的机会。目前,我们大量的企业靠模仿生存,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模仿也是非常有效的道路;但是假如长期停留在模仿上那就难为情了,那是羞耻的,到后面企业往往要“倒霉”。
我们生活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我们怎么样抓住这个时机,核心的使命就是“创新”。现在是中国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刻。中国社会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均面临巨大变化,我们应该为能投身于这场巨变,并在其中尽自己的努力创新,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感到骄傲。
①大家都在讲创新,创新其实有它自己独特的意义,有它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
③从偶然到必然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东西不能仅凭经验归纳而获取,还需要分析和演绎。
④从发现到发明、到创新,需要一种科学精神,不能只停留在经验上。
⑤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中,成功永远是偶然和幸运的,而失败无所不在。商业,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游戏,对企业家来说,失败则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这是一件让人遗憾、但不是可耻的事情,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地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了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问: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偶然的发现,但要把这个发现上升到一个创新的高度却很难。创新到底是谁的任务?
答:首先,这个任务是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任务。值得一说的是,虽然在我们的研究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指出过,但直到最近,企业才被真正地认可为创新的主体。其实,从创新的本意出发不难理解,作为一个以市场价值的实现为目标,有组织、有制度开展的创新活动,其主体当然、而且也必须是企业。
问:有人说中国人如今创新能力远不如西方人,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抹杀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和意识,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很难赞同这个看法。如有人说,我们的学生因为有太多的考试、作业,就说现在的教育很失败。其实我认为,中国的教育在这20多年当中,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要充分肯定教育体系在传授、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进步。
有些人常常看问题很感性:某人因为高考考砸了,就说这个制度不好了。理性地看,我们不能这样说。就像交通系统中的红绿灯,有时候十字路口虽然没有人,但红灯亮着,我们就不能过去,就得等。这是成本,为了秩序,成本是一定要支付的。
科学是需要讲规则、讲规范的。很多人普遍缺乏对规则的尊重,包括现在“创新”的泛化,什么都可以讲是创新。“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但是如果你都是去破坏,那这个社会变成什么了?所以我们讲创新应该在“破坏”的同时,更能建立新的规则和秩序。要有创新的激情,也要有对规则的尊重。这个激情跟科学的理性相结合,这才会是真正创新的道路。
问: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国外有很多产品制造环节都转移到中国。一方面我们不能拒绝这样的趋势,但由于国外产品的核心技术总是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创新的机会在哪里?
答: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参与全球产业链的能力。所以接单子成为重要的任务和途径,这是最简单的、门槛最低的方式。它符合一定阶段中的企业水平。但这种方式没有独占性,难有高利润、可持续性。
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够加入到一个全球生产制造大平台当中去,本身就是个提升。在这个大平台中怎么样形成自己的独占性和差异性?这是一个过程,也是我国企业成长当中不可缺的。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停留在模仿当中,深陷于同质化的价格战,时间长了就不行;时间再长,就完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学习“海尔”——利用这样的机会走出去;走出去还不够,还要“走进去”,走进全球产业链当中去;走进去还不够,还要再“走上去”。往产业链的高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