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反对者认为这是一场炒作，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自由共享”迅速起家的互联网，如今却被著作权挡住了去路，如何解决著作权问题已然成为了互联网发展中无法回避的一道坎。
然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创作者们自然希望自己的权益能获得最严格的保护，读者和网民们则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多的信息，而互联网站希望“自由共享”……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调和他们三方之间的矛盾呢？
著作权代理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面对盗版者义正词严，站在著作权之战的最前锋，推动着著作权之战的走向；另一方面在面对著作者和网络用户时，他们又时常被爆出要求对方签署“霸王条款”的流言。
而当前最重要的是，著作权本身尚存争论，支持者认为著作权可以保护创作，反对者则认为著作权阻碍了科学创新和推广。那么，究竟谁是谁非，著作权保护的界限又在哪里？
尽管中国的著作权保护仅仅开始了数十年，尽管中国仍旧不能完全消灭盗版，尽管大多数读者和网络用户习惯于用盗版软件、看盗版图书和影片，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人还是承认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知识产权不应该成为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我们国家有相关的法律，也加入了《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如果有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不必争论。”
在周孝正看来，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好事，他说：“之所以有争论，就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普遍意识，中国原来是盗版大国，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大力保护知识产权，但是要形成普遍的社会认同，尚需时间。其实道理很简单，不给钱，白用人家的东西，那就是剥削，是不劳而获；而不经人家同意就用，是盗窃。谁都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然而，更多的矛盾和不解产生于，互联网作为虚拟世界是否应该遵守现实世界的规矩？互联网在发展之初一直以“自由共享”著称，如今，当大量的侵权事件发生之时，互联网的虚拟性终于无法继续提供其庇护。
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几乎大部分事情都能从现实中照搬到网上，购物、阅读、娱乐、交际甚至创业……而文化产品无疑是最容易和网络接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一些网站因此获得巨大的收益，甚至上市，自然他们也应该尊重著作权拥有者的权益。
既然著作权保护不是一个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场规模浩大、时间绵长的著作权之战呢？显然，不是由著作权的真正拥有者发起的，当年的“谷歌数字图书馆”事件，奋起反抗的作家们寥寥无几，虽然有作协、著作权协会组织，但真正响应的作家与被侵权作家人数相比，只是很少的数量。
这一旷日持久的著作权之战，维权者显然并非著作权的真正拥有者，不管是图书公司、文学网站还是唱片公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商人”。商人维权，自然也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商人的身份，却并不容易获得舆论的同情。对于这场战争，有声音表示，“维权者们或要推广自己的产品，或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想获得更多的利益，都是各怀目的，动机不纯。”
如今，这场维权战争从法律领域打到社会领域，又从法庭打到媒体上，已然成为一场混战，维权者动机如何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简单的维权变成了混战？
乔新生说：“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法律上，中国的‘著作权法’几乎是照搬西方版权制度，它把所有权性质和债权性质混淆了，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创作了一首乐曲，他就是所有权拥有者；另外，获得作者授权进行推广、销售等，应该叫做债权。这两个权利的混淆导致了著作权的混乱。其次，‘著作权法’对著作权和著作权的衍生权利的界定模糊，导致了著作权维权的混乱。比如一个人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后来有人想把它演成话剧或当作小说出版，这就是衍生权利。”
另一方面，国人契约意识的薄弱也是著作权混战的原因，乔新生说：“中国正处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阶段，还没有树立起著作权的意识，往往都是先用，等人家找来再说。应该是先签契约，然后再用。先用后签不对，用而不签自然就更不对了”。
尽管多数人认为著作权保护应当合理，然而同样也一直有人认为“自由共享”乃至“无偿共享”才是信息时代应该有的意识。
反对者认为，著作权保护往往会成为技术普及、信息流传的阻碍。这并非空口白话，当年日光灯发明之后，商家为了销售白炽灯，大大延缓了日光灯推向市场的时间，类似的还有缝纫机等。实际上，雪藏最新技术而销售落后技术产品的案例数不胜数。
对于类似的观点，乔新生说：“实际上，这也是法学界的争论之一，著作权保护是为了保护创造力、鼓励创新，但是过于严格的保护，会不会反而成为科学创新和文化创作的阻碍？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保护的度，也不是如何平衡的问题，著作权是以公开作品为代价，换取国家的保护，那么，著作权保护的究竟是什么？”
乔新生认为，“要想解决互联网时代的著作权问题，其实只要注意三点，第一要有理，一定要契约先行，先签合同再使用；第二要有利，著作权保护是可以双赢的，不存在只能有一家得利的问题；第三要有节，版权保护要有节制，不能无限延伸，一旦无限化，就会成为科学、文化创新的阻力。”
在乔新生看来，中国的著作权开发还远远没有到位，大量的作品被积压在作者和著作权商的手里，而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和充分的开发，利益没有实现最大化，大家都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儿权利不肯妥协，这显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乔新生举例说，“好莱坞大家都知道是梦工厂，它有极其发达的著作权保护组织和机制。比如随便一名编剧，只要他有一个创意或一个故事结构，哪怕只有几百字，都可以到相关的组织和机构去登记，然后就会帮他把这个创意进行推广，倘若有导演看中，立刻就会签订使用合同，这时候作者就已经有收入了，这仅仅只是开始，之后还有一系列相关的开发，比如制作DVD、动漫、玩具、海报等无数的衍生产品，这些东西最终可能会给这名编剧带来上亿美元的收入。这就是著作权被完全开发的模式，也是好莱坞梦想的实现过程。”
与此相比，中国的著作权开发者们显然还处于原始阶段，大量的著作权被积压在手里，市场却是空白一片。倘若有更大的市场、更深度的开发、更多的利益，或者将会为这场著作权大战带来解决的契机。
根据“2010中国互联网产业年会”上的数据透露，中国互联网用户已达4.5亿。在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大量的著作权纠纷产生于网络，然而仅仅依靠法律、少数的维权组织以及个人，显然还远远不能完成维权工作。
维权结构的断层，造成了侵权的泛滥和维权的困难，同时也使得著作权拥有者的利益没能真正地实现最大化，他们往往被商人盘剥、被盗版侵害……
乔新生说：“目前我国著作权保护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行为，完善法律法规；还有一种就是依靠被侵权者自己去维权。这就造成了中间机构的缺失，其实应该有大量自发组织的中间机构参与版权保护，比如音乐家工会、作家工会、剧作家工会等，它们不仅可以帮助维权，还可以做著作权推广、和商人谈判等工作。以互联网为例，可以成立像‘互联网站著作权保护中心’的组织，处理互联网侵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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