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哪些特点？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面临的障碍如何突破？本版从今天起推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中的烦恼”系列报道，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编者
“回顾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它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应急之举，更是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之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开门见山。
截止到去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在4%左右。我国的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力争达到15%左右。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目前进展较快而且已进入规模化的是新能源产业。到2010年我国累计风电装机总量已达到4182.7万千瓦，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光伏电池产量达到8000兆瓦，约占全球总产量一半，居世界首位。
冯飞指出，新能源虽然数量发展较快，但实际应用的占比很小。到去年年底，非化石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是8.3%，但除去水能和核能，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只占1%左右。虽然我国的光伏电池产量全球第一，但90%以上出口到了国外。
从世界范围内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历几十年的技术积累。比如生物技术，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2000年之后进入成长阶段，可能要到2035年前后，才会进入到成熟期。
形势逼人 前有发达国家领跑 后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追赶
冯飞指出，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都在加快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即国际上所说的新兴产业（英语为emergent industry）。
他说，美国在今年最新版的《国家创新战略》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纳米技术等六个新兴产业，欧盟在2009年出台了《2020 智慧可持续包容增长战略》，也明确了类似的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日本在其《2020迈向光辉日本新增长战略》中，也提出类似的产业发展重点和技术目标。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两大软肋。”冯飞指出，一是核心技术掌握不足。拿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来说，风电技术正处在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过渡期，太阳能发电基本上是靠引进技术和设备。二是单个企业的实力弱小，包括技术和规模都是如此。我国整个医药产业的研发投入加起来，还不敌美国的辉瑞公司。
据冯飞介绍，其他几个新兴经济体，也在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其中，巴西把生物燃料、生物柴油作为重点，印度提出要发展信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都是雄心勃勃、力度很大。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我国应对国际挑战、抢占技术经济制高点的需要，更是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冯飞说，传统产业往哪儿转？经济结构调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解决好这些问题，都离不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冯飞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对宽松的出口环境，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优势今后将逐渐削弱，必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涨，旧的比较优势明显削弱，如果形不成新的比较优势，就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目前世界正处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前夜，机遇稍纵即逝，不进则退，形势逼人。”冯飞指出，现在前有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领跑，后有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中国夹在中间，如果不抓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不成新的比较优势，就有可能出现升级受阻的‘夹生饭’现象。”
面临三大制约 核心技术掌握不足 市场推广不畅 体制机制不适应
冯飞认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面临三方面的制约。
一是核心技术掌握不足，很多技术依赖国外。比如95%的数控技术、84%的高性能集成电路等，还依赖进口。
二是市场推广不畅。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场导入期，都面临市场化瓶颈。这是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决定的：一是产品成本高，像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常规火电的3—4倍；二是对服务设施要求高，比如新能源汽车如果没有相应的充电设施，有了车也跑不起来；三是市场信任瓶颈，即国产的新东西出来后，消费者不信任。
三是现有的体制机制不适应新兴产业，而且体制性碰撞大于传统产业。
“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准入。”冯飞说，长期以来我们采取以“控”为主的政策导向，都是按照经济规模来控制。而在新兴产业崛起过程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挥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美国有一个统计，70%左右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多采取“拥抱战略”，整体收购那些有创新技术、产品的小企业。以“控”为主的准入机制，十分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必须突出三大创新 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两大探索：一是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方式，即建立在技术体系基础之上的新产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靠‘拿来主义’，以市场换技术；二是探索新的政府管理方式。”冯飞说，后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只有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顺利成长。
因此，他认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突出三个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如何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冯飞认为，政府应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抓创新的基础设施。除了支持具体项目，政府的研发资金还应有一块，用于企业的创新设施建设，如实验设备、测试设备等等。这些工程化创新平台是面向整个行业的、开放式的，而且应该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第二是抓创新组织。我国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一直没有根本解决。从国际上看，成功的创新组织应该是产业创新联盟。1978年，日本由5个半导体公司组成大规模集成电路创新联盟，结果1985年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后来美国人急了，就学日本，在1987年成立了一个由半导体集成电路企业和国家实验室、大学在内的半导体技术制造公司，几年之后夺回了霸主地位。
相比之下，我国成立产业创新联盟就更有必要。目前国内涌现出许多创新联盟，但总体效果不如人意。联盟所要解决的，是共性技术，其关键因素在于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
政府支持还包括在采购中优先购买创新产品，特别是首台套产品，以打破市场瓶颈、鼓励企业研发。
其次是商业模式创新。一定程度上，商业模式的创新决定着新技术和新服务的引入速度和市场化的推广速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很多领域都面临商业模式创新的问题，比如物联网需要一个用户和企业双赢的模式，节能环保服务业需要合同能源管理这样的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创新，这一点政府和企业还没有认识到位。政府要在政策层面上对商业模式创新给予支持，在管理上应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垄断，开放市场；同时，对合同能源管理等新型业态，采取包括降税在内的政策支持。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首先要重构监管制度。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创新为导向的，要适应其发展，监管制度的重构非常重要。现行的监管制度是经济监管多而强，社会监管少而弱。因此，一方面要放松经济性管制，把准入的导向从注重经济规模转为激励创新上来，扶持新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以能源资源效率、环境保护、生产和产品安全三方面为准入条件，加强社会性监管。同时，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目前的监管是重前置性审批，甚至用前置性审批来替代事中和事后监管，前置性审批很严很严，一旦通过后就没人管了。前置性审批主要是看经济性，应该把经济性这块放松，社会性要求提高，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的社会性监管新体制。这种体制是以创新为导向、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冯飞指出，体制机制创新的第二个内容，是重点领域和关键行业的改革。第一，是三网融合方面，要尽快解决目前多头管理、相互掣肘的问题。第二，加快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第三，环境监管和环境税费政策的改革。第四，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方面，要加快审批制度、定价制度和招投标制度的改革。
“在近现代发展史上，中国曾与前几次科技革命擦肩而过，十分可惜。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次机遇，中国很难得碰到了、赶上了，而且有能力抓住。”冯飞说，如果做得好，战略性新兴产业会成为我们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抢占国际经济技术制高点的有力抓手。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全新的产业发展方式变革，更是一个系统性的管理变革，很难立竿见影、立见成效。”冯飞强调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既要保持热情，还要有耐心，做好长远打算；同时，政策要保持连续性，不能猛踩油门、猛踩刹车、猛转方向。(记者 赵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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