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中友，新乐市承安镇人，退休教师。从儿子被查出患有肾病开始，这位本该颐养天年的古稀老人，便担当起了这个六口之家的顶梁柱。
“大家都说不行，说是法律不允许，可我儿子难道就这样等死吗？再说，让我女儿给我儿子捐一个肾，不会影响她的健康啊。”说这话时，陶中友哽咽了。11月6日上午，在陶中友的家，记者见到了这位已年过古稀的老人。
在陶中友的口袋里，随身带着一张求救信——“十万火急——谁来救救我的儿子”。见到记者，陶中友先是将这封沉甸甸的求救信递上来。“求求你们，帮帮我！帮帮我的儿子吧！”此前，老人已经找过很多部门，但都无能为力。
陶永利，陶中友唯一的儿子，今年34岁。四年前，因为一次意外，陶永利的肾脏和脾受损，之后因为身体虚弱加之肾脾功能失调，患上了严重的尿毒症。如果不尽快手术，将有生命危险。如今，陶永利每周两次到新乐市中医院做血液透析。但这种做法，只是保守治疗，无法使其完全康复，而且巨额的透析费用也是这个家庭难以承受的。
陶永利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后，陶中友便开始四处奔走。听说省二院是指定器官移植医院，他便找到该院了解情况。
今年2月份，陶中友到河北省血液中心为儿子陶永利和小女儿红红（化名）做了器官移植配型检测。陶中友出示给记者的一份检测报告显示，两人的血液配型符合器官移植条件。记者注意到，检测报告由河北省器官移植配型中心提供，配型报告显示二人符合器官移植条件。
检测报告出来后，包括陶中友在内的一家人开始张罗起了器官移植手术费用。“当时想到孩子有希望了，我们就到处想办法，就是大家一起凑钱，能凑多少凑多少。”陶中友说。
然而，正当一家人为筹手术费用东奔西走时，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陶中友的小女儿红红因为是智障，可能不能为陶永利提供肾源。“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几乎傻了。”事后，有人为陶中友出主意，让他到有关部门做个鉴定，证明自己是小女儿的法定监护人就可以了。
这个主意似乎让陶中友看到了希望。今年8月份，陶中友向新乐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法院裁定其为小女儿红红的法定监护人。随后新乐市人民法院委托河北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对红红做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认定，红红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0月12日，新乐市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宣告红红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指定陶中友为其女儿红红的监护人。
拿到判决书的陶中友认为，作为女儿的监护人，他可以在女儿为哥哥提供肾源一事上做主了。然而，他的这个希望再次化为泡影。“医院说了，这样法律也不允许，医院还是不能为他们兄妹做肾脏移植手术。”陶中友无奈地说。
在陶中友的家里，记者见到了病魔缠身的陶永利。只见他面容憔悴，静静地躺在土炕上。“11月5日刚做的透析，虚弱得很。”陶中友说。
陶中友的小女儿，陶永利的妹妹红红站在哥哥的身旁。“知道哥哥得的什么病吗？”记者问。“肾，肾，肾。”目光略显呆滞的红红尽管吐字不够清晰，但还是表达了她的意思。或许是她真的明白哥哥的处境，或者是其家人过多地向她灌输了这方面的信息。
采访过程中，陶永利的儿子放学了。11岁的孩子，尽管知道爸爸卧病在床，但对该病到底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影响，似乎还不太明白。
陶中友和老伴儿共育有五个子女，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两年前，陶中友的老伴儿去世，这个家庭仅靠陶中友的退休金度日。“每个月光透析就得两千多块，实在吃不消，可日子总得过啊！就指望着孩子能快点儿好起来，可偏偏又碰上了法律问题。”说话间，陶中友的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儿子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他不能倒啊！”
陶中友说，他跟其他三个女儿都是O型血，与儿子陶永利的血型A型不配。只有小女儿血型与儿子相近，所以才有了之后的配型检测。
对于陶中友的智障女儿为何不能给哥哥捐肾，北京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洪涛解释说，首先，按照《民法通则》相关内容，陶中友的智障女儿已经被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她的所有民事行为必须由其法定监护人代理，即她的父亲陶中友代理。但是，这并不等于陶中友可以代理其女儿的一切民事行为，比如捐肾。“法定监护人可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不可以伤害当事人的身体，比如让当事人捐肾。”金洪涛说。
其次，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章“人体器官的捐献”第八条明确，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陶中友的小女儿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不符合该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