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某市5岁的儿童关某，2008年3月22日被送到幼儿园全托。6月8日，关某在幼儿园被自己不慎撞倒的菜汤桶烫伤未得到及时治疗，后经鉴定为十级伤残。
事发后，幼儿园以种种方式隐瞒关某的伤势，致使其父亲在事隔3个月后才知晓真相。在律师的调解下，幼儿园与关某父亲几经商讨后达成幼儿园为关某继续治疗的协议。后因为费用过大，幼儿园难以接受，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幼儿园承担治疗费、交通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共计8012元;一次性支付精神抚慰金3万元，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
侵权行为在不少情况下既造成财产损害，又造成精神损害。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等司法解释已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规定。审判实践中已有不少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
侵权责任法草案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造成死亡的，受害人的近亲属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造成残疾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故意侵害他人人格权、身份权，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进行严格限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苏号朋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同已有的司法解释相比，侵权责任法草案的规定有明显不同：“草案首次以民事立法的形式，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一般规定。”
苏号朋说，民法通则规定得过于原则，导致审判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长期存在不同理解，进而导致了法律适用不统一、影响司法权威的现象。草案首次从法律层面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一般性规定，弥补了精神损害赔偿缺乏立法依据的不足。
“草案将身份权全部纳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范围。”苏号朋介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监护权、配偶权受到侵害时，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未就身份权受侵害时的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一般性规定。草案明确将身份权列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范围，从而扩张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
“草案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苏号朋说，虽然根据草案规定，无论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受到侵害，均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草案还附加了其他要求：如果被侵害的权利是生命权或健康权，则只有在造成死亡或残疾的情况下，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被侵害的权利是人格权或身份权，则只有在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为故意，且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时，受害人才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较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草案对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素的规定增加了结果限定性，在避免滥用法律条文寻求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苏号朋介绍，草案还对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作了非定量化处理。草案未对赔偿标准作出规定，原因是考虑到现实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非常复杂，不可能对所有侵权行为适用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在审判实践中，具体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出现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解释。
“草案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为公民保护人格尊严提供了法律依据，是我国人权法律保护方面的一大进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公民个人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苏号朋说，草案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向世人传达了这一信息：我国在注重财产损害赔偿的同时，也注重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和保护。通过立法确认侵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能够引导社会形成尊重他人人身权利、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法制意识和良好的社会风尚，并可达到补偿和抚慰受害人，教育和惩罚侵害人的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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