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曾是刚满20岁的打工仔,前两天夜晚,他在饭店洗盘子,右手不慎被割伤,被工友送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很快接受缝针手术。工友交费时,发现需1830元,身上钱不够,希望先垫付1000元,剩余第二天补上,遭拒绝。此时小曾手术已完成,手缝了针打了石膏。但医护人员坚称,“要么交钱,要么拆线!”接着,医生将石膏和线拆除,且未使用麻药,不顾小曾疼得咬牙咧嘴。(8月7日《楚天都市报》)
面对这样的情境,有多少人会觉得,这样的医护人员是“天使”?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扛着“理性”的旗号,为这些医护人员“辩白”。比如,强调收费是医院行为,收费标准是物价和卫生部门批准的,医护人员作为有组织的人,将付不起费病人缝好伤口拆线,是听命于单位,也是在维护组织利益。这话说起来,保不准还很有“理直气壮”的感觉呢。问题是,在单位指令与利益之外,医生真的可以没有起码的良知与悲悯吗?
像这样的医护人员,首先应接受道德审判。这里很想说一下那个被无数人熟知的案例——当年柏林墙推倒后,一位前东德警察因曾开枪杀死翻墙奔向西德的青年被指控。律师辩称,开枪是在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但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则说,“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结果,这名警察被判刑。
在良心的“一厘米主权”面前,是坚持还是失守,考验着一个人的公民精神与公共情怀。将已缝好伤口拆线的医护人员,显然没有这样的良知,他们只是听候命令使唤的“下属”。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悬壶济世是医生应有境界,这当然需要制度保障,但也需要个体心怀仁慈来维护良知底线。当时患者小曾是处于欠费状态,但医生的手术已经完成,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进行沟通解决。哪怕就是不得不拿起剪刀,也完全可以在伤口面前行使“一厘米主权”,像柏林墙边的卫兵可以放空枪那样,不去剪断伤口上那些带血的针线。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在不用麻药中,面对伤者的苦痛,他们内心会不会泛溢着报复的快感?
有一些医护人员失去“天使”光环,戴上“魔鬼”面罩,的确是因为充当了医疗体制积弊下的替罪羊。但是,我始终认为,把什么都推给体制也是不客观的。法律制度也并未提倡医生收红包、吃回扣、拿提成,倒是以前媒体报道过一位奉行“医患关系是消费关系”的医生,公然声称“当你没有钱治病救命的时候,我当然没有什么救死扶伤的责任和义务,我当然可以不卖出我的服务、我的技术,因为消费关系就是买卖关系,是平等的,自愿的,你总不能强行来买我的什么东西吧?”
当医生彻底成为金钱的奴隶,抛弃了医生应有职业伦理,自然就容易失去良知的底线。一个人要不成为奴隶,首先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对自己的行为与精神,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所以,不要总是以接受“命令”为理由,来掩蔽一些医护人员自身那种平庸的“恶”了。“天使”与“魔鬼”的最大区别,也就在于本心是否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