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肖清清 通讯员祁虹 蔡敏
“到医院治病，就得听医生的。”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想。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病情出具几种方案，供病人选择。
按常理，病人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这该是件好事。可医疗毕竟是专业的，要不懂医的病人做出决定，反而让他们为难。很多人因此对医生更加不满：“我怎么知道哪种治疗对我更好?”“我要是懂，还找医生干嘛?”“就是医生不敢承担责任吧?”病人的这些愤懑之言，暴露出当下医患关系的沟通难题。
去年10月，读者李先生的父亲因中晚期肺癌，住进了武汉一家医院。从此以后，李先生“几乎每天都要面临选择”。例如，在化疗方案上，医生就给出了三种选择：第一个方案，老人可能出现较大的消化道反应;第二个方案，可能出现手脚麻木等神经毒性;第三个方案，可能会导致大量脱发等毒副反应，并且化疗的周期和给药方式也有所差异。最重要的是，这些化疗方案的花费差别较大。在几种化疗方案中，使用的药物有进口药，也有国产药，价钱差别也很大。
医生将这些选择题摆在李先生面前后，说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让病人和家属多了解几种治疗方案，虽然都是针对肺癌患者的，效果也因人而异，但是它们的费用不同，在毒副反应方面也有差别。至于选择哪一种，则由患者和家属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李先生一听就有些恼怒，这不就是“钱”的事吗?搞这么多选择，不就是说，家里有钱就用好的进口药，没多少钱就用差的国产药?但是医生的解释却是，国产药不一定是差的，进口药也不见得是灵丹妙药，主要是因为每个家庭和患者的需求不同，所以医生只是推荐，但是最后的选择还得由家属来做。
最终，李先生还是不知道究竟哪种方案更适合老父亲的病情，在化疗方案知情同意书的签字栏，始终无法下笔。举棋不定的他只能跟医生说：“我也不知道哪种更好，还是医生你帮我拿个主意吧!”医生却摇头说：“我无法替你做主。”
采访中，记者碰到一位45岁的严师傅，他也面临和李先生同样的困扰。今年2月，严师傅因摔伤导致腰椎骨折，需要做骨科内固定手术。医生说，可以打四颗钢钉将骨折部位修复，但保险起见，也可以打8颗钢钉，这样能支撑得更加牢固;钢钉的材料也有不同的选择，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根据家庭承受情况而定。
严师傅的家人都陷入矛盾中，家庭并不宽裕，但是毕竟严师傅是家里的顶梁柱，要不要接受最好的治疗?只用四颗钢钉，将来会不会出现问题?进口材料是不是比国产材料好得多?面对这些问题，医生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只是告诉他们，这些都要家属和病人自行选择，医院尊重他们的决定。
一名正生病住院的老教授，有着类似的遭遇，他对记者抱怨：医学是很复杂的，即使是医务人员在硕士、博士毕业以后，都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才能应付工作之需。那么，现在医生要病人来做出“选择”，病人该依据什么来作出判断?然而，绝大多数病人不是医务人员，即使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学习成为一个专业的医务人员。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病人缺乏做出选择的基本条件，让他们来选择，是不负责任的。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医生都在实施尊重病人“选择权”的措施，就是把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特别是各个方案的利弊，都一一向病人或患者家属交待清楚，并由他们做出选择。这时，病人或家属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根据医生的说明选择一种，但是病人和家属在心理上要承担很大的压力;二是请医生帮忙做出一个选择，医生自然会强调，“这是国家的规定，我们无法为你选择。”因为，医生在做选择时，同样要承担压力和风险，何况现在的病人和家属通过法律维权的意识越来越强。对医疗纠纷或事故的恐惧，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医疗选择权”该不该抛给病人?对于这个问题，同济医院肿瘤中心主任于世英教授颇有感触。她说，患者的选择变多，是医学的进步，治疗手段多了，可供病人选择的余地也就更大;同时，医生主动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有时却又变成了病人的一种痛苦。
于教授说，医疗服务关乎生命和死亡，高于世界上的任何商品。在过去，医疗是仁慈和美好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但是，当下医疗市场化的结果，却将医生和患者摆在对立的位置，互相防范、缺乏信任。这种选择难题是医患双方造成的。病人认为，医生的推荐只是为了多赚钱，医生则认为病人不相信自己，于是让他们自己选择、懒得解释。这样恶性循环，对病人的治疗和医疗的进步而言，都是一种悲哀。大城市的大医院里挤满了全国各地的重症病人，医护人员每天要接待大量的患者，与患者交流的时间太短，也造成医患沟通不畅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医患双方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良好的沟通，医生主动帮助病人权衡利弊，患者往往会接受医生的合理建议，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