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李明说，2007年，他曾接诊过一起病例，当时一名出现大出血症状的女子被丈夫送到医院。医护人员经过反复检查，初步确认该女子因宫外孕而造成大出血，情况相当危急，需马上进行手术。
然而，丈夫却怀疑医生的诊断结果，理由是他早已做了结扎手术，妻子不可能宫外孕，丈夫坚决不在手术知情书上签字。最后，经过警方协调，丈夫才勉强签了手术同意书，经过全力抢救，女子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个规定太有必要了。 ”李明说，正在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中明确，“因抢救危急患者等紧急情况，难以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同意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这一规定给医院在抢救危重病人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对医院来说，都是一个颇具人性化的举措。但李明指出，在规定医院可以采取措施抢救患者的同时，还应明确相关免责条款。他认为，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免责条款也应做到尽可能的细化。这样医院在抢救时才能发挥专业优势，为患者提供最有效的抢救方案。
对此，一些市民担心这种“紧急抢救”的行为会不会无限放大医生的权利，从而导致个别“无德”医生随心所欲地采取治疗方式，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为此，这些市民也认为，“免责”条款还要进一步细化。
近年来，医疗纠纷越来越多。现行的《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医疗纠纷解决的特殊条款，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处理医疗纠纷主要是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大量医疗纠纷中，能定性为医疗事故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的医疗纠纷无法可依，或因难以定性、于法无据而无法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去年12月22日开始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系统规定，明确对诊疗损害实行过错责任。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受害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是有过错的，才能要求其赔偿。
对此，李明认为，目前，我国医疗纠纷处理中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举证责任全部由医院承担，为规避风险，医院可能会对患者实施过度的检查，从而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但由患者承担举证责任，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李明说，由于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等方面存在差异，纠纷发生后，患者可能由于缺乏医学知识而无法找出医生的过错。对此，草案也作出弥补性规定，明确三种需医疗机构举证的情形：违反医疗卫生方面相关法规的；隐匿或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文书及资料的；伪造或销毁相关文书及有关资料的。
同时，针对目前存在的过度检查、过度诊疗现象，该草案规定，医务人员应当根据患者的病情实施合理的诊疗行为，不得采取过度检查等不必要的诊疗行为；医疗机构如违反规定，应当退回不必要诊疗的费用，造成患者其他损害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李明认为，对患者来说，这条规定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界定过度检查和诊疗，且由谁来界定。他建议有关部门应设立第三方，一旦发生这一类纠纷，通过第三方界定。
此外，该草案还明确了医务人员未尽告知义务的赔偿责任。规定，医务人员在一般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简要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没有尽到告知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A14b记者佟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