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倒置，是就当事人一方的特定事实主张，由双方当事人就该事实主张或其部分构成要件承担否定成立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此规定明确规定了医疗侵权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就是医疗机构对在医疗活动中不存在过错以及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为法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适用，法官没有自由裁量权。其二，医疗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为部分反驳主张举证责任倒置，即过错和因果关系反驳主张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完全由医疗机构承担，作为原告的患者就不承担举证责任了，首先原告应提供其在该医疗机构就诊即与就诊机构存在医疗关系和原告有损害后果。由于医疗侵权纠纷中，实行的是过错责任推定原则，所以，在原告提供了上述证据后，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了医疗机构身上，就首先推定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医疗机构就必须证明自己在医疗活动中没有过错和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否则医疗机构就要承担医疗损害赔偿的责任。
在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了全面认识何分析后，我们会有这样的思考：作为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实践审判工作中怎样正确处理好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医疗纠纷呢？笔者以为，人民法院要想在审判工作中正确处理好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医疗纠纷，首先应该分清两者在诉讼中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一）患者的举证责任。《若干规定》规定了在医疗侵权纠纷中，医疗机构对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不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在医疗侵权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首先，患者要到法院起诉医疗机构，必须证明自己在该医疗机构就诊的事实，要对自己受损害行为提供证据，在什么时间受到什么伤害提供证据，即作为原告的患者的损害与该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具有事实因果关系，这些事实可以通过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时的挂号、交费单据等证据证明。否则，如果患者在此医疗机构就诊而起诉其他医疗机构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主张。其次，患者要对受损害的结果提供证据，受到了多大的伤害，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损害数额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这些都是要由原告即患者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再次，在医疗诉讼中，如果医疗机构提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后，而此时就要求患者提供反驳的证据，否则，患者就可能面临败诉的危险。
（二）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
1、无过错举证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的是过错责任推定原则，即医疗机构不能证明或者证明不足自己在医疗活动中没有过失医疗行为，医疗机构的过错推定成立，其要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医疗机构首先要证明的是自己在医疗行为中无过错。那么，何为医疗过错呢？目前理论界的通说认为医疗过错的认定标准是医疗行为违反“合理的注意及适当的技术”，即为过错。
违反“合理的注意及适当的技术”义务，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审查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是否违反有关医疗管理法律、法规、条例等的规定，如果违反了上述规定，那么医疗机构就存在过错；二是专业的注意义务，由于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这个职业对其学识、注意程度、技术以及态度的要求，首先要符合具有一般医疗专业水准医师在同一情况下所应具备的标准，如果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尽到了上述专业注意义务，则可以免责。三是特殊情况下的最善之注意义务，医护人员作为特殊职业群体，医疗方做出的医疗判断和措施不仅应当符合一般专业医疗标准，而且必须是达到最佳判断。法院在审理医疗侵权纠纷时，只有医疗方依照其专业能力做出最佳判断，尽到“最善之注意义务或者完全之注意义务”之时，医疗机构方可免责。另外，还有特殊紧急情况以及特殊患者等原因，作为医疗机构必须依靠其专业知识、能力等，最大限度地减低和避免风险，才能算是尽到 “最善之注意义务”。医疗机构在无过错责任举证中，必须证明自己完全没有过错，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完全没有过错，那就要承担一定地责任，至于过错责任程度，决定地只能是责任的大小，而不能决定责任的有无。
2、无因果关系举证在医疗侵权纠纷中，医疗机构的另一个需要证明的是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一个哲学概念，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也是争议颇多，但目前的通说认为医疗侵权纠纷中的因果关系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即只要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存在相当的关系，不需要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就认定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学说的理论基础在于盖然优势的可能性，而与其对应的另一种学说是必然因果关系则强调的是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一种现实性。作为医疗机构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是应当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比较遥远。
（三）其他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不同的，其一，在医疗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这是《若干规定》的明确规定，是法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其二，对于事实清楚的较简易的其他医疗纠纷案件，原告择以违约之诉的，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由主张违约方承担举证责任。鉴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和患者个体的差异性，一般不能将治疗效果作为合同的标的。在目前我国民法体系中，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若干规定》中，也将医疗侵权纠纷的归责原则界定为过错推定原则，上述立法本意，旨在平衡医患关系，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同时也防止片面加重医疗方的负担。对于绝大多数医疗纠纷案件，选择过错推定的侵权之诉明显有利于患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某些其他医疗纠纷当患者选择违约之诉时，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这样更有利于受害方权益的保护，对于此类案件则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其三，还有的医疗纠纷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患者掌握着重要的证据，比如病例、CT片、X光片等，如果发生争议，让医疗机构举证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些证据在患者出院之后往往已经带走，如果此时让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那么患者拒不出示的话，医疗机构只能承担举证不能的的后果，随之而来的也只能是医疗机构的败诉，这种情形是有违公平这一原则和精神的。
（四）法官的认知能力在医疗纠纷中的应用司法认知又称审判上的知悉，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证据法上所普遍适用的就某些特定的待证事实由法官直接加以确认，从而免除当事人证明责任的一种诉讼模式，属一种特殊的审判上的查明方式。可以说作为法官其认知能力要比一般人要高，对于一些简单的医疗纠纷案件，法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认知能力来做出判决，而不必一味进行医学鉴定。
比如杨某诉某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杨某因小磨手柄戳进腹部后到人民医院治疗，在医疗过程中，被告人民医院在给杨某做了X光片，在未做充分分析的情况下，将插入杨某腹部的小磨手柄拔除后缝死愈合，出院后杨某一直感到腹部疼痛，后到该市中医医院检查发现，人民医院在杨某腹部取出小磨手柄后遗留下了手柄的铁管套未取出，待杨某在中医医院取出铁管套后，杨某一纸诉状将该市人民医院告上法庭。在该案件中，该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十分明显，所以该市法院就没有一味的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而是依靠法官的认知能力认定人民医院存在医疗过错，直接判决该人民医院赔偿杨某8000元。
随着医学科普知识的推广，一些医学常识可以归纳为证据规则第九条规定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律”范畴（如注射青霉素应当进行皮试、输血前应当进行血型交配实验等）。而对于上述情况，当事人是无须举证证明的。因此，虽然是医疗纠纷案件，未必都需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方可的出结论。法官完全可以依照自身的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一些显而易见医疗过错作出正确的识别和判断，这样，降低了和避免了当事人部分证明责任，符合司法公正的价值理念，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逐年上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难点，医疗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实践审判中，更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除了举证责任分配外，如何规范我国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程序、规则，以改变医疗纠纷中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时存在弊端，以及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如何正确适用《民法通则》、《若干规定》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使其真正运用审判实践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也将需要一探索过程。正确解决好这些问题，积极而慎重地处理这些医疗纠纷案件案件，对于促进医学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