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刘宝辰教授认为，虽然达成和解与中国和日本的支持者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有关，但最主要触发点是西松公司在“政治献金丑闻曝光的逼迫下，为了挽回其在社会上的形象而同意和解的”，否则日本最高法院的《附言》下达两年，中国劳工的律师曾多次找过西松建设，他们为何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但是和解毕竟是在诉讼完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对于2007年日本高等法院关于中国劳工请求权已经放弃的判决，“日本律师联合协会”会长高木喜孝说：“这是一个僵局。中日寻求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人士都无法可寻。”“日本律师联合协会”成立于1992年，专为日本与亚洲各国战后补偿问题提供法律支持。
西松安野中国劳工案自1993年开始交涉至今，西松公司始终没有承认负有强掳和迫害中国劳工的法的责任。2004年7月9日，广岛高等法院二审判中国劳工全面胜诉，但西松公司依然否定自己的法律责任，进行了上诉。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了“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判决。尽管中国政府抗议日本法院单方面对中日联合声明做出解释，并指出这种解释是无效的，但日本高等法院的判决无疑给日本地方法院竖立了一个标板，再想进行突破，已经没有可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形成很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下级必须按2007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来进行判决。”高木喜孝说。
事实很快证实了这一点，2007年日本高院的判决之后，再无一起诉讼有丝毫的松动，全部都以败诉结局。
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争受害诉讼，日本法庭对待亚洲各国的受害者都是一开始以时效(除斥期间)、“国家无答责”、“劳动案例义务是否成立”等来驳回。但是个别法官在他们的判决中也以正义和良心为力量对这些法律的坚硬壁垒进行了突破。
“这是最后一张牌，在各种诉讼一步步的进逼下，他们不得不使用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这张牌。”高木喜孝说。
日本政府不承认事实、不谢罪、不赔偿，日本企业赖账，两方相夹使战争受害问题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而中国受害者却等不起这种没有终结的拖延。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宝辰找到的69名西松建设安野劳工一个个辞世，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而19人当中又有多人神昏体衰将不久于人世。
刘宝辰认为，西松建设安野和解虽然钱不多，但值得肯定的是，受害者获赔2.5亿日元(折合1886万人民币)，是面向360名劳工全体的。而如果用“判决”的方法了结此案，即使中方胜诉了，获得赔偿金的人也只有5个原告。现在虽然每个人所得赔偿金(60多万日元)比5个原告胜诉所得的金额(550万日元)要少得多，但毕竟是解决了全体360名受害者的索赔问题。
“在日本政府没有承认战争责任、中国政府是否放弃了战争赔偿不明确的大前提下，你再逼他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法律责任的，而再不接受和解，中国的受害者就都要死光了。让活着的人能够享受到一点赔偿，这些钱赔给老人和赔给他们的子女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刘宝辰说。
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第一笔“补偿金”一发放，刘宝辰家里的几部电话就被打爆了。“常常是几部一起响，都不知要接哪一个了。”刘宝辰教授的夫人说。
打电话来的大都是劳工的家属，他们从媒体上看到了消息，求助找自己的父亲，“被抓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死是活”，有的知道死了，但不知死在了哪里。“听这样的电话让人心酸哪。”刘宝辰的夫人说。她的工作是记下电话里内容的名字，然后到一份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3万名劳工的花名册上去找。
“来找的几乎没有西松建设安野作业场的，前些年能找到的差不多都找到了，更多的是其它企业的劳工和家属。”
刘宝辰告诉记者，安野劳工目前还有一半人下落不明。第一批发放的和解金只给了活着的劳工和其遗孀，2010年春节前后将发放一部分给直系子女，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劳工的寻找和调查。对于和解金的分配是严格按时2.5亿的总数除以360人的方式来分配的，日本律师和中日双方的支援者全部分文不取，“包括我们夫妇两个也都是志愿者”。基金由日方6人和中方4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进行日常的管理和发放。
对于西松建设和解，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长王选女士，从自己也是一名细菌战原告的身份出发指出：西松和解和花冈和解有本质的不同，她向本报记者说：“选择怎样的和解是中国当事劳工的权利，他们的意愿应该受到尊重。”
王选说，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又能怎样?看看残酷的现实吧，中国的受害者一个个死去，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无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任何抚慰和救济，难道还要他们抱着心中的怨恨死去?中国对日诉讼进行近二十年，没有一个案子能够胜诉，希望在哪里?日本支持中国人诉讼的律师、和平人士几十年下来不仅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且他们也渐渐老去、离世，后来的日本人，还有多少人关心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还能等来什么?”王选激动得大声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