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建安公司”委托代理人李X刚、原告韩X福诉称：1997年10月未，原告“建安公司”通过其职工韩X福与被告口头约定租用被告的大型运输车辆，原告“建安公司”于1997年11月12日预付给被告“机运公司”十万元（内往），此后原告“建安公司垫付配件款148，637.24元。1998年6月8日被告“机运公司”从原告韩X福借55，858.00元，而被告“机运公司”并未将车辆交付给原告。于1998年1月3日、1998年8月25日两次返还43，010元给“建安公司”，尚欠内往205，627.24元，现金55，858.00元。要求被告返还欠款并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机运公司”委托代理人周X都，欧X勤辩称，原告所称97年口头协议不存在，而是韩X福与被告职工余X杰订立合伙协议，原告所述“垫付备件款”“借款”等均系韩X福与余X杰个人行为，与被告“机运公司”毫无关系。余X杰给韩X福打的欠条也不能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有借款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之诉。
经审理查明，1997年10月末，被告“机运公司”职工余X杰找到原告“建安公司”项目经理韩X福，说要承租“机运公司”的几台运输车，需要“内往”，合伙承租也行。韩X福说得向“建安公司”领导借，后经领导同意承租，于1997年11月12日“建安公司”以运输款为名，经韩X福、于X杰转给“机运公司”十万元（内往）。1997年12月22日、1998年3月18日、1998年4月21日“建安公司”为余X杰提供了在鞍钢建设公司机动处《配件申请计划》，余X杰领取总价值148，907.14元的配件，全部用于承包车辆的维修上。1997年12、1998年1－3月，韩X福总计拿出人民币558，58.00元，其中用于购买承租汽车的轮胎31，000.00元，修车工人工资24，858.00元，在此期间，韩X福也积极联系活源、参与经营。1998年6月余X杰以韩X福办事不利要求韩退出，并为韩出具一张欠条，欠条写明欠韩X福内往23万元，货币55858.00元，同意暂付人民币4.5万元，余款于年底还清，“内往”于二个月内付清。余X杰于1998年8月25日从“建安公司”欠“机运公司”土方三队运费中抹账25010.00元，尚欠“建安公司”“内往”205，627.24元，欠韩X福人民币55858.00元。
另查，1997年10月21日余X杰以鞍钢建设综合建筑公司工程机械修配厂（以下简称“修配厂”）的名义同被告“机运公司”签订了设备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余X杰租用“机运公司”七台太脱拉斗车，修理费由余X杰负担，每台车配备一名司机，另配二名修理工，司机及修理工每人每月基本工资800元，约定97年11月20日－98年1月20日为修理期，98年1月20日－99年1月20日为租期，七台车每三个月应交内往115，500.00元，抵押金34500，00元，余X杰总计需交十五万元可出车。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笔录、余X杰陈述笔录及欠条、《设备租赁合同》、鞍钢C公司工程机械修配厂证实、鞍钢附企商业远达轮胎站第一经销处孙X清证实、修理工工资表以及“机动公司”土方三队托运签收证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经开庭对质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机运公司”职工余X杰在已取得承租权而苦于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找到原告韩X福，余X杰让原告租车或与原告合伙租车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能“拆借”出资金。而原告的目的却是为了承租“机运公司”的运输车或“合伙”租车，才将租车款通过余X杰转到“机运公司”，并提供维修车辆的配件，支付修车工人的全部工资。原告方只付出义务但并没有享受到权利。原告方的资金全部转入给“机运公司”或用于“机运公司”的车辆及修理工人工资上，受益人是“机运公司”，因此“机运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机运公司”不能以与“配件厂”有《设备租赁合同》，所收的十万元内往是余X杰交的租金来对抗原告。因为“修配厂”只是在签合同时出借公章，余X杰是“机运公司”土方三队的职工，被告“机运公司”是清楚的，他们所签的《财产租赁合同》实质是“机运公司”与余X杰内部经营、管理的协议，其纠纷应由行政手段解决，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利息一节本院不予支持。因为原、被告之间的承租合同并没有成立。因此被告也就不存在违约问题，同时原告与被告没有合同关系时盲目出资，对此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依照《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二、被告鞍钢建设公司B运输公司给付原告鞍钢建设公司A实业总公司建筑安装公司205，627.24元（可用“内往”方式结算）。给付原告韩X福人民币55858.00地。
案件受理费6，432.00元由被告承担80％，即5135，60元，由原告承担20％，即1286.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