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遗嘱理念的普及,老年人对遗嘱公证及登记的需求水涨船高。201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全国近3000家公证处的遗产继承公证量呈逐年递增趋势。
与此同时,类似中华遗嘱库这样的第三方机构也应运而生。在四川、广东、吉林、深圳等省市,公益性质的遗嘱库受到了老年人的青睐。
陈凯介绍,为保证遗嘱的合法性和保密性,遗嘱库为登记人提供了数十种免费的遗嘱范本,登记现场全程有录像和拍照,并对文件进行严格的密封保管。近年来,遗嘱库还引入了精神状况评估,确保遗嘱真实有效。
“从2014年开始,陆续有在库登记的老人去世,我们通知家属领取遗嘱,并做一些调解。其中有十几例调解不成、当事人向法院诉讼的案例。法院向遗嘱库调查取证后,很快判决遗嘱真实合法有效。”陈凯说,作为第三方,遗嘱库可以向法院提供完整证据,帮助法院认定遗嘱的真实性,在维护亲情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杨立新认同第三方机构在遗嘱登记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他同时指出,现在类似机构规模太小,一旦出现当事人在预约等待期间过世的情况,机构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事实上,从事遗嘱登记管理的机构一直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杨立新举例说,曾有律师事务所帮助客户进行遗嘱见证。按法律规定应有两个见证人,但律所只安排了一人。老人去世后,继承人就此起诉,法院判决遗嘱无效,律所赔偿损失。“再比如,有的人在网上开通了遗嘱网,给别人保管遗嘱。万一数据丢失了怎么办?”杨立新说。
陈凯曾在工作中遇到过5、6起子女胁迫老年人立遗嘱的案例。所幸遗嘱库规定家属不能陪同老人进行登记,而工作人员在与老人的谈话中发现并及时中止了登记流程。但陈凯担心,如果没有完善的遗嘱登记制度,很难断定老人的遗嘱是否出于自愿。
对此,接受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应形成和制定一套完整的标准,并逐步建立和完善遗嘱登记制度。
谈及未来的规划,陈凯表示,除了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外,也希望建立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互联机制,打破遗嘱库“信息孤岛”的现状。例如,与公安机关的死亡人口信息匹配,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及时发现,并通知继承人领取遗嘱。
与此同时,从去年9月开始,中华遗嘱库授权相关机构提供市场化服务,向年轻人以及公益服务不能、不适合服务的人群提供商业性服务,从而为公益事业反哺资金,形成造血机制。
“家庭既要用道德和观念来管理,也需要用法律工具来约束。在推动遗嘱理念和社会稳定方面,希望有更多力量参与其中。”陈凯说。
(原标题:中国遗嘱普及有多远? 老年人观念问题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