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赞同肯定说，根本依据在于撤销权制度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取向：权利的行使不得逾越权利的本质要求。权利行使固然是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但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得违背平等、正当的内在本质，不能损害他人的正当、合法权利，否则便是权利的滥用，而禁止权利滥用则是撤销权制度的目标与归宿，借以维护交易秩序安全。
权利滥用是指民事权利主体外表上虽属于行使权利，但在实际上是背离权利本质或超越权利界限的违法行为。法律对此行为予以否认或限制其效力，即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该原则旨在平衡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的均衡，其本质在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发生利害矛盾冲突时的利益调和。
换言之，该原则从法律上对权利的正当界限作出了一个合理的说明。台湾王泽鉴先生曾言：“凡权利皆受限制，无不受限制的权利。”总之，权利之行使，不得违法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学者通说，将此规定解释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继承人以抛弃方式行使继承权本身并不违背私法自治原则，国家权力不会干涉；但是如果危及他人同等重要的合法权利的实现，就应当受到限制。虽然继承放弃具有身份性质，有别于买卖、赠与等纯粹财产性行为，但是在同为权利行使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样适用于继承权利的行使。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有害于债权实现的赠与等行为可以行使撤销权，对债务人有害债权的撤销继承放弃行为行使撤销权又有何不可？否定说的不足在于过于夸大这两类权利的差异性，而忽视了它们作为权利的共同性的一面。三、 如何理解《意见》第四十六条规定
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如果财产放弃继承只是部分危及债权实现，那么就部分无效，其余财产放弃与否在所不问；如果财产放弃继承整体危及债权实现，那么自然是必然无效。前一种理解尽管从字面理解并无大错，但是与撤销权以损害债权实现为限不相符合，也就侵害了继承人在无害于他人权利实现下的充分的意思自治。相对而言，后一种理解更为合理，更符合法律精神。
在本案中，对于被告享有继承权的4万元遗产，法官只是判定危及债权实现的放弃1万元财产的继承权的行为无效，至于另外3万元遗产，判决并无涉及，给被告留下充分的权利自治空间，而不是按照前一种理解当然地判决被告放弃继承行为全部无效。体现了法官较为高超的司法技能。
本案法官不仅是一个忠诚的法条主义者，更是一个高明的法理主义者，在债权人撤销权与债务人继承放弃这两个独立平行制度之间做到了恰到好处的平衡，最大限度上定纷止争，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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