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古代是一个贵贱有别的等级社会，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中国古代自秦以来一直是“官僚等级制”，特点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草民百姓也可以通过国家设定的途径跻身于官僚集团，再通过政绩、资格的考察成为高官，由草民变为享有特权的官僚贵族。这种官僚与草民互动的等级制度，是一种开放式的流动的等级制，它给全社会的大多数人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也为人们才能的施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开放式的官僚等级制凝聚着中国古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式“平等”的表现―――家族的尊荣、血统的尊卑与个人的前程、身份虽不无关系，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关系。个人的努力不仅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可以给家族带来荣耀。耕读之家的男丁皆有机会入仕为官，成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平等权利。
官僚等级制所体现的“平等”诉求，突出表现于官吏的选拔制度中，即“入仕”机会的公平。这种平等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中，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日趋完善。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的贵族等级制时期，那是个以血缘确定人们尊卑贵贱的时代，与天子的血缘关系越近，身份就越尊贵，政治地位也就越高。制礼作乐的周公训诫儿子伯禽时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认为自己“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的身份不可谓不尊贵，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对“士”的求见，即使在沐浴、吃饭时也绝不敢延迟。周公训子为政以勤，成为中国古代帝王为政的圭臬。关键是从周公的训诫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当时的“分封”制度，确实是“家天下”的。因此，在西周贵族等级制下，选官“任人唯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度受到质疑，原因是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不再念及血缘的亲情，也不再满足周王室分封给自己的土地和封号。“挟天子令诸侯”，诸侯国间的相互兼并将天下置于战乱中。兼并需要武力、需要智力、需要实力，于是能富国强兵的人才成为当时的“抢手货”，诸侯国国君对人才的渴望以及风行各国的“礼贤下士”使血统失去了神圣性，贵族等级制也失去了存在的合法依据。国君的周围不再只是自己的亲戚，出身微贱的“士”，甚至草民只要有见识、有才能，就有可能获得政治权力。春秋战国时期出身草根的政治家若群星璀璨，奠定齐国霸主地位的管仲、助成秦统一大业的吕不韦都不是贵族出身，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才能与智慧，凭借着国君的信任而功成名就，名垂青史，这在西周是不可想象的。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就开始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对官僚贵族的后代进行合理的“照顾”，另一方面为平民及其子弟开辟入仕的途径，将天下贤能之人网罗于朝中。汉武帝时又建立了察举制度，即每年由地方官主持考察，将言行卓著的孝、廉之人贡举给中央，至郎署供职，再根据表现入仕授官。应该注意的是，汉武帝之后，“任子”、“门荫”这样照顾达官贵人子弟入仕的制度在各王朝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其已经不是入仕的主要途径；入仕的主要途径则由察举逐渐发展为举世闻名的科举制度，即不问出身，通过儒家经典和专业技能的考试而选拔人才，所谓“英雄不问来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科举制度中得以实现。
入仕机会的平等，是中国古人，尤其是没有官宦背景，出身耕读之家的良民最为关注和维护的“权利”。从汉代的察举到隋唐之后的科举，官吏选拔制度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人“为权利而奋斗”的成果。汉代察举制度虽然为平民入仕开辟了道路，但是由地方官主持的察举久而久之不免被豪门士族利用。
首先因为豪门士族往往是地方官治理地方的基础，其次因为豪门士族大都有官方的背景，与地方官的联系较一般百姓当然更为容易和频繁。由此原本为平民入仕开辟的察举制度逐渐演变成为地方官与豪门士族相互利用的筹码，达官贵人之后成为地方官察举推荐的主要对象，平民子弟反倒成了点缀。东汉末年，察举几乎完全被地方势力控制，于是民间有歌谣讥讽：“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其形象地道出察举制度的变异：秀才不读书，孝廉与父母别居，推举的“寒素清白”之士浊行如泥，出身高贵的武将胆怯如鸡。出于为朝廷自身的发展计，于是有了魏晋时期选官制度的改革，九品中正制出现。这是一种由中央直接任命“中正”官到地方选拔贤能，并将入选者分为九品举荐至中央的制度，其可以有效地阻隔地方官与地方豪族的联合，较察举制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法久生弊，在豪族与平民的博弈中，中央委派的“中正”也大多无法逃脱人情的约束，最终还是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中正”的局面，九品中正制遂被世人称为“门阀九品制”。
总结了历代选官经验的隋唐，将选拔官吏的标准客观化，以考试代替了考察，将人为的因素限制在了制度之内，无论出身，考卷上的分数成了人才判定的唯一标准―――这就是科举制度。尽管这种制度也使许多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名落孙山，尽管通过科举入仕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因为它公正、平等，维护了每一个有权利参加考试者的利益，所以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清，并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社会上重学识而轻门第出身之风形成，在汉代尚为世人所奇的“布衣宰相”(出身布衣而位至宰相者)隋唐以后成为官场常态。科举制彻底改变了官僚集团的封闭性，寒门子弟与官宦之后可以同朝为官，真正是“评卷录优，不问寒门士族；出类拔萃，试看卿相白衣”。
入仕机会的平等，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才辈出的原因，这种反映全社会平等诉求的官吏选拔制度被学界称为“官僚法”，这正是近代以来被我们忽视了的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一种优长所在，中国人完全有资格像西方人为其发达的民法传统自豪那样为中国古代的“官僚法”而骄傲。因为它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开明，体现了中国古人所独有的那种平等、权利观念―――用秦末农民领袖陈胜的话来说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入仕平等的权利，还赋予了人们相应的义务或使命，无论官僚还是布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