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贫穷可以使人为了基本生存而不顾任何道德限制,即所谓“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又如孔子所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也就是说“人若好勇斗狠、厌恶贫困而又不能安分守己,就容易犯上作乱。而对于不够仁德之人,若对其厌恶过甚,也会引发混乱”。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一个时代之所以产生动乱,通常是在社会贫穷、经济衰落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不仁不孝易犯上,饥寒穷困起盗心”。所以如果整个社会贫穷,再加上道德教育没落衰微,便是社会的大病态;人若动辄好勇不仁,这样的社会,非变乱不可,甚至会动荡不安。
孔子认为贫穷产生动乱并不是绝对的,对于道德高尚的人即便是贫困潦倒,亦不会心生邪念,更不会滋生动乱行为,正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由此可见,那些滋生混乱而危害他人的人,必然是缺乏道德教化的人。
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敏锐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如孟子提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没有一定资产或收入却具备恒定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人,只有仁人志士才能做得到。但对于老百姓,没有一定的资产或收入则难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人若没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容易放肆、怪癖、偏邪、奢侈,以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等到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犯了罪,然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这就相当于预设好法网而让百姓就范一样。
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曾提出“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当人们的需求多而供给的物品少,少到一定程度则必然会滋生争斗的社会问题,同样说明了人们生活穷困容易导致社会动乱的道理。
基于社会治理的长治久安,孔子“富之”、“教之”的思想是解决“百姓生活贫困”和“道德教化缺乏”两个滋生社会动乱重要因素的有效办法。“富之”是预防社会动乱的基础,“教之”是预防社会动乱的巩固手段,在孔子看来二者均不可偏废。
若要长治久安,对民众要先富后教,不能不富而教,“富之”是“教之”的前提,更是预防动乱的基础。正如孟子所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可见,孟子认为,要让百姓顾及礼义廉耻的大前提是必须使百姓有富足的产业,摆脱贫困,只有让民众吃饱穿暖才谈得上道德教化,德治的基础是要使国家和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