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某对此也有兴趣，他安排公司员工梁某利用公司设备与闫某进行技术测试，张某则先行返回厦门。经过配合，4人终于成功虚拟了厦门固定电话并测试成功。一切安排妥当后，梁某让张某购买6张小灵通卡，并设置呼叫转移，同时雇人通过网络虚拟厦门固定电话号码段，不间断拨打厦门的8个小灵通号码，进行Q币充值。短短3天时间里，他们共盗打该系统转至声讯台6000余次，其中成功盗打5000次，充值金额达9万多元。
梁某则负责在网上寻找专门收购游戏币的买主，将盗打电话所获得的大部分Q币以3折的低价出售。之后，他们将卖得的2万余元赃款分掉。厦门电信公司很快发现168充值系统异常，立即通知腾讯对此展开调查。2006年4月13日，张某主动投案，其余三人随后落网。
闫某等人被捕后，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但法院却认为闫某等人并未构成盗窃罪，而是构成诈骗罪。法院最终判处闫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唐某、梁某、张某则分别获刑四年三个月，三年六个月和两年。
一审宣判后，思明检察院以“适用法律不当、定性错误”为由提出抗诉。检察院指出，闫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盗用他人固定电话号码充值Q币，造成固定电话用户电信资费损失，而固定电话用户对此并不知情，不存在因认识上错误而“自愿”交付Q币，应该定性为盗窃罪。
但厦门中院终审驳回了检察院的抗诉。中院认为，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区别在于：盗窃不需要财物管理人、所有人的配合就可以完成；而诈骗罪是由于财物管理人、所有人虽知情但基于错误的认识而将财物交给他们。
本案二审主审法官余强分析说，168充值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具有识别交易信息及充值Q币能力的人工智能平台，其代表电信公司与固定电话用户实施Q币交易行为。被告人实现犯罪目的的关键手段，正是利用虚拟的厦门固定电话号码，冒充固定电话用户身份进行Q币充值，致使厦门电信168充值系统在没有开启二次密码认证的情况下，无法对充值主体进行有效识别，从而错误地将充值主体确认为真实的厦门固定电话用户，以致最终错误地交付Q币。这一事实说明，这种对具有人工智能的充值系统使用虚假信息而获取财物的行为，正是利用168充值系统低级的识别能力，采用了“欺骗”的手段，使其信以为真，错误地与行为人达成交易，从而交付Q币。该情形符合诈骗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而与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相悖。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健雄认为，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取得财物，还是采用欺骗手法使财物控制者受骗，而产生处分其财物的意思和行为。本案中，4名被告人是通过“欺骗”充值系统与其交易从而获得Q币。充值系统是代表其设置者与充值者进行交易的，因此它的处分行为可视为设置者的处分行为。被告人貌似欺骗充值系统，但实质上受欺骗的是设置者。据此，厦门中院才认定被告人构成了诈骗罪。
黄健雄说，本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备受瞩目的“许霆案”。不同之处在于：本案中，充值系统错误支付Q币并非因为系统故障，而是因被告人恶意冒用他人身份进行欺骗。“许霆案”中，ATM机错误付款是因许霆利用了ATM机系统故障超额支取而导致的，许霆使用自己的银行卡支取，并无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而“欺骗”ATM机的情形。
黄健雄指出，“许霆案”存在许多我国司法界以往从未或是极少遇到的特殊情形，法学界对其中存在的学术问题也未有统一见解，所以从是否属于犯罪到定罪罪名再到量刑轻重都存在讨论空间。闫某等人窃取Q币案也提醒法官：司法不能仅仅囿于法条，重视判决中的学术分析，并结合社会现实进行审理才能得到大众理解与尊重，法律方能彰显公正与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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