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位阶问题，立法现实和法律规定出现了矛盾，急需解决。这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要步骤，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意义重大。问题分析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位阶，已经不单纯是立法制度层面的问题，不是让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了，这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权力结构调整的宪政问题，并带有路径依赖的性质。我倾向性的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症结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混乱，是我国特有的“二级”立法体制造成的。那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要改变这种现状。但改变现状谈何容易，宪法修改已经很困难，更不要说修改政体了。
笔者不想以制度设计者自居，只想谈一些已有的思路，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当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下面的两种想法，具体的还需等待现实的进一步发展。一种考虑是，通过缩小全国人大的代表数使代表走向精英化和独立化，使其真正能行使立法的职能，同时，将法律解释权赋予一个独立的机构，使其能够有效的监督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8]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格局没有变化，但大致可以确定它们的位阶，“基本法律”的位阶高于“其他法律”，但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一点问题没有了。一种考虑是，把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权限剥离出来，全部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保留制定宪法和修改宪法的权限。其理由有四：首先，这是一个以“规范”对应“事实”的做法，顺理成章;其次，可使全国人大腾出时间和精力作好其他工作;再次，可明确宪法和法律的位阶差别;最后，可使“二级”立法体制变为“一级”立法体制，以解决一系列的矛盾和混乱。这样，到时就没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区别，其位阶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当然，以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模确实存在一个扩大民意基础的问题，那就是有必要增加委员的人数。多少人合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关键是要在工作效率和民意基础之间求得平衡。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制度要改革等等。[5]
[1]乔晓阳：《立法法讲话》，284页，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
[2]姚建中：《法律效力论纲》，载《法商研究》，1996(4)。
[4]邓世豹：《论授权立法的位阶》，载《河北法学》，2000(5)。
[5]章乘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关系检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3)。
[6]在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中，作者对基本法律作了深入的分析和划分，载《法学》，2002(4)。
[7]参见胡玉鸿、吴萍：《试论法律位阶制度的适用对象》，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1)。
[8]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载《法学》，2002(7)
1.乔晓阳：《立法法讲话》，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
2.姚建中：《法律效力论纲》，载《法商研究》，1996(4)。
3.张根大：《法律效力论》，182—18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邓世豹：《论授权立法的位阶》，载《河北法学》，2000(5)。
5.章乘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关系检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3)。
6.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中，载《法学》，2002(4)。
7.胡玉鸿、吴萍：《试论法律位阶制度的适用对象》，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1)。
8.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载《法学》，2002(7)。
9.蔡定剑、王晨光主编：《人民代表大会二十年发展与改革》，中国检查出版社，2001。
10.周旺生主编：《立法学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
11.张中秋、张明新：《对我国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运行状况的观察与思考》，载《政法论坛》，2000(6)。
12.胡玉鸿、吴萍：《论法律合法冲突的制度成因》，载《学习与探索》，2002(6)。
U967888596
U267856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