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日常时刻我们看不到如此次抗震中出现的诸多感人事迹?诸多无需宣传而达于人心的道德温暖?这需要我们从人的基本伦理品质出发来回答。
在平常的时刻，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家庭与事业中，但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都是一种“圈子”，一种据以区别于他人的想象物。我们在事业上追求成功，在家庭里追求幸福，但所有这些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个体利益的范围。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了以理性规则处理与周围人的关系，除非关系极近的亲人之间，或出于其他的目的(如炒作)，个体一般不会对他人受到的伤害进行实质性的帮助。因此，在日常时刻，“雷峰”已经远去，见义勇为不仅稀少，而且还可能遭到受益人的否认。我们不仅不习惯于帮助别人，而且逐渐扭曲了对帮助行为道德性质的认识。不久前发生的南京的“彭宇案”就是适例，搀扶老人竟被指控撞倒了老人，并被诉之法庭要求赔偿。日常时刻，尽管政府也会进行道德宣传与倡议，甚至设立见义勇为奖，但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自私并非一种假设，而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西方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与社会科学，基本的假设都是理性人，而从这一逻辑起点推演的西方学术体系对于西方制度体系的建构基本上是有效和成功的。理性人假设击中了人性在日常状态下自我保存与扩展的本性，这可以概括为一种自爱导向的竞争伦理。在日常状态下，我总是爱自己多一些，爱别人少一些，在利害关系考虑上我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也就是所谓的“egoism”.实证科学也能够提供类似的证明。正因为人性在日常状态下和基本面上是自私的，我们才需要发展超越个体利益的道德，我们才需要制定抑制个体欲望的法律。任何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对人性的矫正，提供向善的精神劝导，基督教如此，佛教、伊斯兰教乃至我们的儒家伦理莫不如此。
互助伦理在日常状态并非不存在，而是很稀缺，非主流。但是，如果某种事件的发生导致常态稳定的生活被打破，灾害不再是个别性的，而是普遍性的，这时人们的伦理品质将呈现不同的面向。
以笔者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在灾荒年景，偶有逃荒人群三三两两来到我们村。我们村生活相对安定，村里人对于外面逃荒过来的人一般都比较友好，可以提供短期的食宿。而我们村在年景较坏时也会有人外出逃荒，他们中常有人回来讲述被接纳与帮助的经历。这种互助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为，而是人性在普遍感受到灾难时冲破“个体自我”的体现。
也许有些人仍然不信，因为市场经济教会他们的不是这些。然而那些自以为理智健全的人可能错了。在普遍性的灾害面前，比如战乱，比如今年年初的雪灾以及汶川地震，也比如几年前的SARS，每个个体都是脆弱的，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在此刻都不再可能受到严格的界定与维持，因为这些利益的根本点——个体生命受到了普遍的威胁。在这样的时刻，限制或框定我们道德长度的各种社会区别的标志日益隐去，我们的个体生命在巨大的灾害面前第一次可能变得平等——平等的脆弱。在普遍的灾害面前，在身临险境乃至绝境之时，腰缠万贯和空无一文在生命的意义上例外地划上了等号，黄金也不比黑面包更加珍贵。实际上，我们的个体生命在普遍的灾害面前已经失去了由我们个体通过“竞争伦理”打造的一切保障，国家的救助在根本上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平等的脆弱使我们产生相互温暖的冲动与渴望，互助的伦理就诞生在常态的种种区别隐去之时。
实际上，亲身体验过普遍性灾难的人，其内心一定对生命倍加珍惜，其对于灾难中的互助的记忆一定铭刻一生。灾难本身是不幸的，但经历灾难，超越灾难，我们看到人性伦理的基本面从“竞争”走向“互助”。即使常态生活再次归来，也必然归来，“竞争”伦理重新占据主导，但它已经不可能是灾害之前严守自身法则的“竞争”伦理了，而是经过了灾害之互助伦理的“道德冲洗”，而有所改善。这就如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规律，二次否定之后并不回到原初，而是到达一个全新的起点，这样才可能使万物有演化和进步。人类的道德也是如此，常态的竞争伦理经历一次次灾害下的互助伦理的否定与更新，其本身也会得到改善。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灾害，但是灾害一旦发生，我们必须相信人性的伦理具有可转换性——这种可转换性与其看作政治教化的结果，不如看作区别于国家教化的社会自觉，甚至可以看作人在特殊时刻的某种“神性”的显现。
当我们通透从常态到非常态(灾害)，从竞争伦理到互助伦理的转换机制及其心理基础时，我们就既不用为日常状态下个人的自私过分焦虑，也不用为灾害之下的生命脆弱而绝望。人既有理性，又有智慧，人充分地知道在不同的情境下如何恰当地展开人性。但是我们又确实需要超越认知的局限，我们需要对常态的竞争伦理与非常态(灾害)的互助伦理有“正确的理解”!而且，无论对于竞争伦理，还是互助伦理，都需要充分的社会学习与实践，需要规则和引导。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从地震中走出以后，除了对国家与政府的信心与感激之外，一定对于社会层面在灾害时刻呈现的“互助伦理”有了深刻的体认，这是我们矫正常态社会伦理的重要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