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倾销政策的内生性分析思维导图

微风不燥

202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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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贸易政策的“内生”性理论分析都是基于西方民主代议制的政治框架下,对中国这种非民主代议制的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还不得而知。本文通过对1997—2006年中国对外反倾销案件的实证检验,证明中国对外反倾销政策也具有内生性,它的形成同样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只不过影响方式不同于民主代议制国家的政治捐献和专业游说,而是政府通过关注其目标函数中权重较大的特定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而形成的,最后提出需要改革中国目前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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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20 世纪末期以来,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贸易政策不断兴起。它是WTO框架下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及过量进口造成的损害为目的的贸易救济政策之一,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所使用,其中也包括中国。按照WTO反倾销统计口径,1997—2006年,中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46起(按WTO反倾销统计标准,每种产品涉及一个国家或地区即视为一件调查,欧盟各成员国不单独统计),列世界第7位,成为发起反倾销调查较多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 反倾销也日益成为中国一个重要政策工具。本文拟以反倾销政策为切入点,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内生性作一检验,探究中国对外反倾销政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利益集团是否在中国反倾销贸易政策的形成上施加了影响?

一、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主要探究中国反倾销政策的决定因素,以此来检验中国贸易政策是否具有内生性,所以只对有关反倾销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综述,其中主要是影响政府部门调查、裁决因素的文献。

1.国外学者对反倾销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倾销裁定、产业损害裁定以及因果关系裁定方面, Finger,Hall&Nelson(1982)以及Baldwin(1985)对产业损害裁定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他们最初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框架, 将行政保护过程中的制度性特征以及各类政治经济变量作为影响产业损害裁定的因素。此后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在同样的分析框架内, 利用二元回归技术来对产业损害裁定的决定性因素进行检验[1]。

Mah Jai S(2000)研究了国民收入波动、贸易平衡因素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倾销裁定的影响,他认为,贸易平衡因素是美国倾销裁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治因素对反倾销裁定的影响。Hansen & Prusa (1997) 从贸易的新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倾销裁定的影响因素,在比较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对反倾销政策的影响后认为,特定产业集团更容易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捐赠对倾销裁定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在实际的倾销裁定中,政治压力比实际的经济损害更能影响倾销裁定的结果[3]。

Lee Kyung & Mah Jai S (2003)也从美国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出发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与政治制度因素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倾销案例损害裁定的影响[4]。Aggarwal(2004)通过对99个国家1980—2000年的面板数据计算后认为反倾销裁定更容易受到政治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此外, 她还研究了WTO对各国反倾销使用的影响,认为由WTO多边框架体制下自由贸易制度对国内产业的形成压力,促使国内的企业寻求有效的保护,因此WTO成立将导致反倾销事件的增加[5]。

Evans&Sherlund(2006)利用1980年至1995年美国反倾销案件的数据, 以反倾销税率为被解释变量, 在“保护待售”模型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对美国反倾销税裁定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如果一起案件的申诉者在政治上有组织,则该案件往往会被裁定较高的反倾销税率[6]。

2.国内学者对反倾销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也对反倾销的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丁勇、李磊、朱彤(2008)认为,上一年国外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总数和进口增长率对中国的进口反倾销起到了正面且显著影响, 而国内制造业指数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对中国的进口反倾销数有负面影响 ,但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相对国内制造业指数而言对中国的进口反倾销数的影响较为微弱[7]。方勇、张二震(2004)对反倾销申请的主体、提出反倾销申请的时机进行了分析,并利用一个古诺均衡模型对进口国企业提出反倾销申请的原因以及政府反倾销裁决进行了理论探讨[8]。谢建国(2006)综合利用Grange因果分析和计数模型(泊松分布模型)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经济、政治及制度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发挥主要作用,但中美政治关系与美国对华反倾销之间存在显著联系[9]。

一、研究内容思维导图